梁文道:杀无赦(下)

【苹果日报】政治敌人不能算人,所以一切能够用在常人身上的伦理习俗,都不必和政敌相关。你不必和他讲信用,不必对他讲礼貌,不必和他说道理,同情心不适用在他的身上;甚至他死了也不值得任何最表面的哀悼,大家反而应该庆幸。在何君尧议员那句“杀无赦”掀起争议之际,周融先生站出来替他辩护了,他说:“如果有人认为戴耀廷是社会曱甴,那么来一句杀牠死,是不是又要来一次联署声明呢”?“社会曱甴”这四字真是可圈可点,从前苏联、纳粹德国、赤柬,一直到文革时期的中国,这类把政敌比喻为害虫的说法,在极权意识型态的操作底下,向来不缺。当这类想法广泛流通,并且得到政权背书之后,公然剥夺政敌或异见者的人权(例如得到公正审判的权利),彻底蹍压他们的生命,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既然这种把所有人间德目和常俗一一纳在政治立场的“大是大非”之下的意识型态如此可怖,我们应该怎样预防它的出现和蔓延呢?那自然得是坚守那一切现代文明世界珍视的价值,理所当然地捍衞使得人之为人,社会之所以织成社会的,那些最基础又最核心的经纬原则。在这些价值和信念每一次受到置疑和挑战的时候,我们都不应该怀疑它们的必要。因为唯有足够厚实的底子,才足以让这个社会避免疫症的侵袭。

然而可惜的是,在过去这么多年的政治纷争当中,我却在反建制阵营的支持者那里,看到一种相反的倾向。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几乎在何君尧议员高倡“杀无赦”的同时,一些人在为蔡若莲副局长丧子欢呼,认为她活该得到这样的下场。理由是他们认为蔡若莲是“共匪”(所以也就是他们的敌人;而敌人的任何不幸,都等于是他们的胜利。他们不顾现代社会最起码的体面,以一种母债子偿的古代神话式观念,去把发生在人家儿子身上的苦痛,当成是对一个母亲犯了政治错误的报应,然后兴高采烈地鼓掌叫好。

这种言论发布在一间大学的民主墙上,没错,我认为是属于大学自治的范围,不应以猎巫的形式追杀。发表这种言论的人要是学生,没错,我相信人有知过能改的空间,也相信教育的力量。然而首先必须承认,这是确确实实的过错,错在它冒犯了我们尊重并且愿意用生命去守护的价值和原则。不幸的是,凡是和我看法近似的论者,也都在那几天受到了怀疑甚至抨击。其中一种典型而又可怕的意见是:你同情敌人,你就站到敌人那边去了。稍知历史者,当知这类把非友即敌推到极致的说法,恰恰是历次极权意识型态所主导的政治运动里头,最具杀伤力的推理。想当年,那些替被迫自杀的老师收尸的学生,也是因此被划到敌人那一边去挨斗的。

此类思路的危险,还不光在它会使人因为要抵抗恶魔,而先把自己变成恶魔。它最大的问题,是在有力摧毁一切价值的意识型态兵临城下的时候,自己先动手挖空了自己的墙角,使得所有不应向政治屈服的德性“政治化”了,让那些德目覆盖的范围生出例外的死角(因为“对政敌不必讲道德”)。这种对付疫病的方法,不是强化自己的体质和免疫力,却是在中招之前先让自己病倒。

过去几年,我时常在这类声音当中听到“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的说法,似乎非常凶狠。但是我好奇,除了嘴上说说之外,这些自命反抗霸的先锋队究竟打算要怎么样对敌人不仁慈呢?是召唤“皇天击杀”?还是祈求对手死后“下地狱”呢?相反地,他们目中的敌手却实实在在地掌握了建制机器,要是他们真的奉行了一套和这类反抗者逻辑一致的意识型态,非友即敌地掀起一场消灭“社会曱甴”的政治运动,他们可是真能对你下手“不仁慈”的。

记得几年前,我在此写了几篇讨论政治与友谊的东西,试图指出政治立场的是非之外,人间犹有更重大更美好的价值。如果硬要以政治上的敌友决断一切其他价值,我们迟早要面对施密特(Carl Schmitt)式的政治结局:“在敌人与朋友之间,不存在自由的问题,只有暴力和征服”。可是一些右翼本土派健笔不屑这等微弱警告,坚持政治上下不同类的人,再怎么良善也必然不是好人,而他们的支持者再把这条线推衍下去;称对手为畜牲(也就是不具备人的资格了)。如今,当你的对手也开始用上了这种逻辑,比你更加熟练拿它和你唱双簧,共同侵蚀掉社会人伦的核心价值之后,剩下来的就只能是力的较量了。用施密特的说法,那就是看谁有实力“在肉体上消灭敌人”。

梁文道:杀无赦(上)

【苹果日报】五十年前,一九六七年八月初,也就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的第二年,广州有这么一个因为发育问题,身体形貌不类常人的青年,在街上手舞足蹈地走来走去。由于他看起来就不像是个「好人」,所以被人捆绑到街坊的居委会去了。经过办事人员查问,得知这人有个姐姐,只是姐姐却不愿和这个弟弟拉上任何关系(大概是在害怕些什么)。所以他们只好把这个古怪的青年留在居委会。第二天下午,他被人吊死在附近一棵大榕树上。

也就是那几天,一个从南下打工的北方农民,被锁在另一间居委会的闸门里头,他衣衫破烂地跪在地上,不停叩头,哀求大家放他一条生路。他强调自己绝对不是坏人,只是在被人追打的过程当中丢失了身份证明。但是最后,他也被吊死了,尸身挂在马路边的电线杆下。

在那一个星期里面,从广州的中山七路开始,过了珠江大桥,芳村,一直去到白鹤洞,一路都能看见这类吊尸。这就是有名的「文革广州打劳改犯」事件了,虽说事因是传说粤北劳改犯逃营,预备南下洗劫广州,激起了本地人的过度反应;但最后遇害的,更多却是普通的外地人甚至广州市民。没有人确切知道那几天到底有多少人被打死,有的数字是一百八十,也有人说超逾三百。不过事过境迁,这些事今天都没有人想提了,当然政府也不准提,于是受害人的亲友「向前看」,杀过人的则太阳照常升起。反正文革死得人多,最老的将近百岁,最小的不满一天,何处无有冤魂?

今天说起这件往事,是因为我这几年总在想这类事件到底怎么可能发生?它有多大的机会重临?我们将来在香港又会不会亲历类似的情状呢?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我想得太过夸张,真是胡扯;然而,我大胆猜疑孕育这类灾祸的条件,其实早已一一具足,而且就在香港。

极权政治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彻底改变了人类文明自古以来的种种基本道德信条,例如将「不可杀人」变成「你应该杀人」。这种公然违背人类基本价值判断的新训令,当然不是一下子就能叫每个人都乖乖接受的。可是它有一道程序,而且过程中间的每一步似乎都是那么地合情合理。比如说它会设定一个政治目标,让那个目标神圣得不可侵犯,不证自明。然后介绍一个达到那个神圣目标的光明大道,告诉大家这是唯一可以选择的道路。接下来,反对这条道路,以及反对那个神圣目标的,自然就是敌人了。由于那个目标绝对正确,不容置疑,所以反对它的敌人当然罪不可恕。这些敌人不只碍事,而且极有可能破坏我们前进在光明大道上的事业,那么你说他们是不是可杀呢?也许你仍然觉得杀人不对,但我们命中注定要成就的那个目标不只是政治的,更是道德的,并且还是一切德目序列中最首要的,所以它当然可以凌驾「你不应杀人」这条古诫,对不对?

再下来就是要找出敌人,以及确定敌人的种类和范围了。除了从根本上不赞成神圣目标的异见者之外,我们还得因应在实现目标的道路上的实际情况和需要,随时随地诠释出不同阶段的敌人。例如文革,一开始是「四类份子」,演变到后来,说不定人人可疑,就像当年广州那个样子不似常人的青年,出身不是本地的农民,既非与我同类,那必然就是可诛的异己了。

早从法国大革命时期罗伯斯比尔主导的雅各宾专政时期开始,这种程序就一直是极权政治的必由之道。到了二十世纪,再由史达林和希特勒分别将它发扬光大,他们掌控的机器全都非常成功,杀人无算,而且杀得理直气壮,冠冕堂皇。他们之所以干得如此出色,是因为那道以界定神圣政治目标为起点程序,被精心构造成了一套虽然经不起理性考验,但却非常诱人,在情感上极具号召力的意识型态。

一开始,大家可能会觉得它和一般人的常识相去甚远,所以在听到「犹太人全都是包藏祸心的骗徒」这宣传时,有人或许会想,不对呀,我家楼下那个士多的老头就是个犹太人,但他一直老实得很。渐渐地,会有越来越多人告诉你,千万不要用「犹太人里也有好人」的片面管见,遮蔽了更庞大更深层的整体真相。再后来,你甚至都不敢再说什么了,因为那些狂热的信徒非常好斗,一听到不合己意的观点,立刻就会声大夹恶地谴责你是叛徒,与邪恶的犹太人为伍。毕竟,没有人会喜欢被骂作叛徒,也没有人会愿意自己是坏人,对不对?

再发展下去,这套意识型态甚至开始冲击我们各种文明所共有的基本德目,比如说鼓动大家公然劫掠和破坏他人的财物。本来我们对私有产权就算没有一些清楚的概念,大体上也会觉得邻人天天躺在上面睡觉的那张床是人家的吧?可现在他们却说那是「从劳动人民那里剥夺回来的果实」,你身为劳动人民,当然有权处置。本来我们会相信出卖朋友无论如何都是件叫人羞耻的丑事,但现在他们却说这其实是出于更宏大目标的义举,不叫出卖,而是揭发。

当所有奠基社会的德目一一受到质疑、冲击、否定、和改造之后,终于,那最不可突破的最后底线也就坍塌下来了。为什么文革时期,就连一些还在襁褓之中的婴孩都会遭到毒手呢?那是因为他们的父母身为政治敌人,其实已经不算是人了,杀了都不能叫杀。由于这些婴儿非人所生,所以杀害他们也就没有道德负担了。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杀人,而是明智的,合理的,铲草除根的,防患于未来。

梁文道:美食不能忘本(美食从街坊开始之三)

【饮食男女】为什么「Asador Etxebarri」这家国际闻名的终极烧烤殿堂楼下,会附设了如此一间装修平凡、客人街坊look的酒吧呢?最简单的答案是它本来就是这么一间乡村小酒馆,专供附近村民,和上山伐木的工人喝杯小酒,吃些小吃,休憩解乏。大厨Victor Arguizoniz接手家传的这档小买卖之后,虽然把它的食物推上了前所未闻的高度,但他并不忘本,仍然留住了它的本来面目,继续服务街坊。更神奇的,是这家声震天下,总有人在订位名单上头排队的食肆,还会特地在周六周日的午后辟出一段时间,炮制一些「pintxos」(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西班牙tapas的巴斯克版),就和这片地区任何一家酒馆食店似的,平价而轻松,专供街坊老客户光顾享用。那些pintxos,据说也是精彩万分,但我们外地游客很难尝到,因为这段pintxos hour从不接受订位,甚至他们家的网页也不提有这回事,知道这种特殊安排的,全是当地村民和老客户。

请恕我孤陋寡闻,我还真没见过有一家常年名列S. Pellegrino「全球五十大餐厅」前茅的地方,会这样子来经营,从草根中崛起,还要回到草根那里去。但是在巴斯克地区多逛几天,你就会发现,真正滋养出这块土地上几十颗米芝莲星星的,就是这种深埋在庶民之中的美食精神。

例如当地最早成名,和加泰隆尼亚地区的「El bulli」一齐打响新派西班牙料理盛誉的「Arzak」,它的创办人Juan Mari Arzak平常在餐厅里呈现出来的东西全是要有多复杂就有多复杂的精工创作,甚至到了睇好过食的地步。可是你知道吗?这位备受追捧的前辈明星,一个月总有几天不在自己的餐厅,不是放假不动手了,而是到了别的地方做菜,做的全是最家常最乡土也最丰美的老菜,只与一群街坊兄弟共享。

这种地方,就是全世界最古怪的会所,巴斯克人独有的「Txoko」了。「Txoko」的形式听起来有点像英式俱乐部,只限男性加入,是一帮兄弟聚会消闲的地方。一群男人到了自己所属的会所,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吃,所以「Txoko」一般会被翻译作「美食俱乐部」(英文是gastronomic societies)。但你千万别以为它们像马会、中国会、香港会、深湾游艇俱乐部那样,有桌上铺了白色亚麻布,侍者周到服务的高级餐厅。不,这些地方通常都很街坊,里头放了几张长条木桌,一幅室内大牌档的模样,从上菜到洗碗全都得你自己动手。更要紧的是,你加入这种会所的目的不是为了吃饭,却是为了做饭。简单地讲,Txoko,就是一种巴斯克男人聚在一起做菜的场所。

梁文道:十年内,香港上网要翻墙?

【苹果日报】我家附近有位精神状态不太好年纪也不小的清洁工,时常一边打扫地上的落叶,一边大声在咒骂着什么。别看她总是喃喃自语,偶尔高声大叫吓人一跳,她清理环境的工夫可是做得很认真的。难得清洁公司愿意聘她工作,附近街坊也待她不薄,周不时把一些废纸集合起来给她去赚些外快。最近废纸回收停顿,她的生活应该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吧。比起近日吵得闹哄哄的「港独」争论,坦白讲,我觉得中止废纸回收这个新闻的份量要重得多了。为什么香港直到现在,还会有那么多过了退休年纪的公公婆婆,要靠拾荒这样的体力劳动来维持自己的生计呢?为什么他们要用辛苦了大半天的代价,才能为自己的饭桌多添一小盘蔬菜呢?但在像何君尧议员这样的特区新贵看来,持续追击港独似乎才是今日香港的头等大事。为什么我们的城市会对自己脚底下这片土地上正在发生的真正惨事视而不见,却要执迷于一团恍如空中楼阁的幻影,并且把它描绘得越来越细致呢?回想过去几年我们走过的路,便能发现种种支撑那团幻影的执念与情绪,其来有自。

几年前,我在这里写过一篇题目叫作〈仇人也是邻舍〉的东西,内容卑之无甚高论,无非是想指出我们全都被迫要和政治立场殊异于己的人共居一城,因此我们必须理解那些人为什么会和自己这么不一样而已(再啰嗦一次,「理解」和宽容是两回事)。结果这个题目被一些朋友笑话到今天,觉得这是「大爱左胶」的典型病征,总是想劝大家要同情那最不值得同情的主张,多理解别人背后的苦衷。在一些人看来,政治上的敌人无异于杀父仇人,根本不共戴天,怎么能说他们也是我们的邻舍,又凭什么要求我们的理解?可是最近很奇怪,当年一些痛斥我那些说法「维稳」的论者居然也在要求理解了。他们不至于赞同恭喜蔡若莲副局长丧子的言论,但要批评涉事青年凉薄的人去想想,那些青年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不满,他们不满的根源又是什么?听来有点道理,但为什么你的论敌要理解这个呢?他只管恨你骂你就够了,不是吗?

我们之所以走到这一步,其中一个原因正正在于很多人不肯从自己的偏狭情绪里头跳出来,稍稍理智一点,稍稍不那么离地的去看这几年来的政治轨迹,反而放纵自己的偏见和仇恨,多推一把,将局势终于推向无可挽回的地步。

写评论不是算命,所以我一向不太喜欢预测时局走向。就算偶而为之,并且言中,也不可能高兴,因为那通常不是什么好事。2014年,人大常委会决定普选框架前夕,友人约晤,我当时就从早成昨日黄花的「D&G事件」与「内地小童旺角街头便溺」说起,谈到一套维稳政治和维稳经济正在香港出现,借着推高陆港矛盾,以民族大义和国安问题的原则展开斗争,使得一国两制渐渐变成一国一制。现在重看这篇名为〈悲见香港好大镬,搞到咁局面边个有着数〉的过时访谈,我发现证诸后来这三年多的种种事故,其基本推论还是可以不用变的。但我最大的错误,是犯上了后来《成报》的毛病,以为这多半是中间一群专吃维稳饭的,和一些靠斗争来达到政治目的的人在作祟,低估了这是既定大方向的可能。

那篇访问发布之后,照例被一些右翼本土主义者(包括后来被叫做「港独份子」的人)狠批,认为我是主张大家不要抗争,不要煽风点火,任由政权高压才好。的确,后来我还写了好一堆批判港独和右翼本土主义的东西,因为我从不相信他们这种抗争是有意义的真抗争;闹了这几年,我也从来没见过他们为自己的目标提供过可信可行的路线图。相反地,他们只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给出借口去让香港一切珍贵的价值逐步沦丧。你真的认为比起老无所依的现实惨况,富豪廉价租借官地,香港独立是个更值得大家集中全部精力去完成的一件大事吗?

但我知道事已至此,今天再说这些话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接下来,我们将会看到沿着斗争港独的主轴,社会上各个领域的变化。首先学林郑的说法,「打压言论自由和学术自主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因为违法的港独言论根本不该出现,正如内地官媒所言,几乎等同于「主张纳粹」,所以消灭它并不违背言论自由和学术自主的精神。当然青年们是会抗争下去的,尤其是像辱骂大陆同学为「支那人」的周竖峰,这类人将来还会陆续登场。说来奇怪,把港独和纳粹相提并论,本来牛头不对马嘴,偏巧周先生去年还展示过纳粹手势,正好给了一个「物证」。而且他年纪虽轻,却懂得当年地下党渗透国民党手段,叫他支持的团队派人去对家那边做鬼,好胜出中大学生报内阁的选举。尽管与者稚嫩败事,但他们这等校园斗争功夫还是叫人一新耳目,来日不可限量,必将抗争的战场蔓延到其他地方。

套句共产党的老话,哪里有压迫,就哪里有反抗;其实反过来说一样也通,反抗到哪里,压迫便跟到哪里。所以当民主墙不能谈港独了,有人就会在课堂里讲,接下来则自然是课堂上也不许讲。可是这依然不是打压学术自由,因为港独不在学术自由的范围之内。另外,由于占中已经被正式定性为港独运动,所以事实上从来不是港独,但却发起占中的戴耀廷也就是港独了,必除之而后快。再下去,就是所有支持他的学者,所有去过雨伞运动现场的老师教授,也都有同情港独的倾向,就算不逼学校解雇,恐怕也得他们自行划清界限……。

港独的范围还很有弹性,以澳门立法会选举中的新一代反建制派被人说是和港独有联系一事来看,大概全香港的民主派也都算是港独了。可不是吗?就连最「大中华胶」的教协,最近也被喉舌媒体批评,指他们要为今日弥漫校园的港独风气负责。然后,可能连所有批判大陆政局者(如台湾李明哲),乃至于反对有利于陆港一家亲政策的意见(如反对高铁一地两检),也都会惹上危害国家安全和涉嫌港独的麻烦。

顺着这些线索,限于篇幅省去中间的步骤,我不妨大胆猜测一下十年内将会陆续出现的情景:当整个香港的「常识版块」(马杰伟语)逐渐转移,包括法官和律师在内的法律界人士及组织要旗帜鲜明地反对扩大化定义的港独,自愿替所谓港独份子辩护者将会接不到工作。一切公帑资助,或者在政府场地呈示的文化艺术表演活动乃至于书籍,都要经过政审。大型企业招聘员工,必须仔细研究应聘者的政治经历和立场(例如调查他们的社交媒体),同时限制员工的政治活动。《苹果日报》关门大吉,因为少去了这一端,所以现在还勉强维持的主流媒体的政治光谱必将缩窄,完全倒向另一端。没错,还有网媒,大家还可以在facebook上头活跃。可是谁敢保证未来香港不在防火墙内呢(前阵子澳门试验性地断了半天通讯工具「Telegram」的使用,或许就是为了将来更大计划的实现)?更何况facebook急于重回中国市场,苹果公司在中国开设iCloud数据中心,要将小小香港的互联网运用大陆化,绝非想像中那么困难……

梁文道:烧烤是一种炼金术(美食从街坊开始之二)

【饮食男女】一说到炭烧火烤,大概我们的味觉记忆立刻会反映出一股微焦的香气,以及外脆内嫩的口感,觉得这是最标准也最完美的烧烤理型,并且凭着这记忆去判断一切炭烧食物的水准。远在西班牙北海岸巴斯克地区,夹在圣塞巴斯蒂安与毕尔包两座城市当中,深藏山岭群翠之间的「Asador Etxebarri」,自然不会在这一点上叫人失望。特别是到了十五道菜套餐的尾声,一份大得足够两、三人分享的T骨扒上桌的时候。「加利西亚牛肉」(Galician beef)本来就是西班牙的骄傲,世上最好的牛肉之一。再经过三个多礼拜的熟成,脂肪和肉质已经陈化到恰到好处的状态。然后配上「Asador Etxebarri」精准到无人可以匹敌的火候控制,整盘肉的表皮呈现出完全的焦黑,差一点就是不能吃的地步;从已经切成条状的肉块间隙看去,却是鲜红粉嫩,差一点就是生肉,这份牛扒多汁而堪咀嚼,肉味真实,咸香澎湃,有早已饱得不行的人把它全部啃净,也有到了此处单点此味的地方食客,无不许为当世第一。

然而说实在的,如果只是这样,「Asador Etxebarri」也就算不上是烧烤餐厅演化史上的终点了。它真正厉害的地方,不在于展示这种炭烧食物的最标准风味,而在于应对各款食材,以细腻的火候控制,搭配不同的炭料木材,去呈现出诸种或许轻柔,或许纤细,又甚或是介乎于有无之间的火的「调味」。是的,就是调味,火焰在大厨Victor Arguinzoniz手下,仿佛成了一种类近于盐的调味品,既能烘托出每一道食材的本来面目,但又多了一点点虽然微妙细致,却足以把所有食材转化成绝妙逸品的功效。

例如一开头奉上,伴着面包吃的山羊奶牛油,撒上了被炭火烤成黑色的盐粒之后,竟然就能在不失山羊奶鲜滑之余,平添一阵清爽。又如一道最典型的西班牙大头红虾,虾头一扯下来,你几乎要像喝汤一样去吮吸里头那全化成汁液的浓烈海洋精华才行,可是那硕大虾身上的肉,却还是那么地结实爽脆,而且不着痕迹地流露着烧烤的气息。最叫人吃惊的,是那一小钵巴斯克「特产泪珠青豆」(tear peas, guisante lágrima)。这种形状宛如泪珠,颗粒甚小的青豆,本是巴斯克地区好馆子必备的材料,价格奇昂,号称植物中的鱼子酱,每个大厨都拿它当作比拼功夫的试题。在此,它居然就这么平平无奇地被装在一小只白碗里头上桌,看起来便像是只被白开水烫过而已。不过一入口,随着一粒粒豆实在嘴中爆裂,那无误的青草芬芳直冲鼻腔,你必然会注意到那一大片草地上同时有一股干燥禾秆的味道,不可思议地在初夏的植物被表面抹上一笔秋天的颜色。而这自然就是火焰的魔法。

如此这般,十几道菜从牛油到甜品(包括雪糕),莫不一一经过炭火调理,没有一道菜造作,也没有一道菜不见功夫。无怪全球知味食家络绎不绝地来到这条人口不过千的小山村。可话说回来,那一开头你碰见的几个饮啤酒阿伯到底是谁呢?这么厉害的餐厅楼下,又怎么会有一家平凡得不值一书的酒吧呢?在我看来,这个问题,方是「Asador Etxebatri」,乃至于整个巴斯克地区美食文化的关键。

梁文道:和朱元璋学国学

【苹果日报】此前依《论语》原文略谈「求仁得仁」本义,一位年轻朋友抱怨,觉得我写得太深。他这么赏脸,既嫌太深,也硬着头皮看完,我自然也得小心探问,看他究竟认为拙作何处太深。原来不为别的,就是为了「文言引述太多」。虽然我摘引的都是《论语》名句,而且也都补上了语译,但对他而言,一见文言,就难免要起障碍。我后来反省,猜疑这恐怕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也许还是今日不少青年的问题,一读到文言文,自动把它归类进了深奥的范畴,双眼当即却步。这叫我想起近日台湾高中课纲草案争议,一大批作家学者为了课文白话与文言的比例闹得不可开交,而且很合「常轨」的,又把它上升到了是不是要「去中国化」,要不要尊重台湾本土的政治层次。

少时在台念书,《四书》曾是当年中学中国文化课程的指定读本,几乎每个受过点教育的同龄人,都会对这四部行家经典有些模糊的认识。后来我在解严前夕返港,才晓得自己可能是最后一代受过这种教育的台湾学生,因为随着解严,学生也从《四书》里头解放出来了。为什么政治上一解严,《四书》也就不必念了呢?那当然是它太有政治意味,变成了国民党蒋家政权爱国教育的一部份。因为这个背景,我年轻的时候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很抵触《四书》等儒家传统典籍,到了一看见这些书的名字,心里就自动落闸的地步,以为它们全是教人当皇权顺民的陈腐毒物。所以尽管在上小学的时候就被长辈逼着背过《四书》,但后来却能被反叛的我全部忘光,只有在勉强要用的时候才会浮想出合用的句子。

未来香港推行爱国教育之大势难免,在「增进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和热爱」的前提下,让学生多读国学国史,会不会是以后过关进好学校的基本要求呢?犹如现在的学生要会钢琴和小提琴一样?那么将来的学生是否也会一看到中国文化教材,一看到文言文,甚至「中国」二字,便和他们现在面对钢琴时的反应似的,不禁一阵恶心?尤其大陆正在流行所谓的「国学教育」,传闻连习近平也很欣赏近年大热的《弟子规》,要孩子们多多诵读这类「经典」,简直就是蒋介石昔年在台湾发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翻版。香港若是也来这套,我们的学生乖乖地跟着学吗?他们多半是要把「国学」等同于洗脑的吧。

如果国学教育教的就是《弟子规》,我会很同情那些受苦的学生的。因为这本清朝一个秀才写给贩夫走卒看的识字读本,不只不能代表国学,甚至连符不符合儒家精神都很难讲。它里面好些内容当然没错,叫人早上洗脸漱口,大小便之后要洗手,谁敢说不对?但另外一些东西,则真如一些论者所言,完全是教人当顺民的「糟粕」。例如什么「不关己,莫闲管」「邪僻事,绝勿问」,基本上就违反了现代公民精神,是让人自私自闭的意思。它谈孝道,更是离谱,「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莫非父母对你再怎么虐待,你也得逆来顺受,这才叫孝顺?要知道在传统秩序的框架底下,忠往往是孝的延展,所以要人无条件地孝,也就相当于要人无条件地忠。如果说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精粹,是儒家的真精神,那就真是太过冤枉列代圣贤了。

真正的儒家不接受无条件的忠顺,正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当国君的要有当国君的样子,做臣子的也才能有做臣子的表现。这一切伦常政治关系皆是相互规约,要求双方各尽本份的。如果当国君的太不像话,做臣子的又会怎样呢?孟子说得好:「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要是国君屡屡犯下大错,那又该怎么办?孟子的回答是:「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又如果一个国君太过残酷,行的是暴政,孟子则干脆表示可以不当他是君了,杀不足惜(「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在传统行家那里,忠和顺是两码子事,绝对不可混为一谈。孟子固然还说过「以顺为正,妾妇之道」,就连被后人当作孟子大论敌的荀子也主张「从道不从君」。儒门弟子真正值得献身景从的对象,不是一个人甚至一个政权,而是充盈于宇宙之间,万古恒健的天地正道。

不过,要是这么教儒家,这么教国学,学生又会不会变得容易激进,破坏了社会的繁荣安定呢?所以除了鼓励他们好好背完《弟子规》算数,不妨也参考一下明太祖朱元璋的办法。

朱元璋讨厌孟子,是略识国史者都晓得的事。他曾经计划取消孟子配享孔庙的待遇,但是遭到刑部尚书钱唐的反对(钱唐抗疏上谏的时候,连要死的打算都有了,他说:「臣为孟轲死,死有余荣」),非常难得他既不当场廷杖,又不判他弃市,反而听了他的劝告,取消原议。然而,二十多年之后,他到底还是找到了对付孟子的办法。那就是找来佞臣刘三吾删节《孟子》,成书《孟子节文》,去掉原著八十五条,而那八十五条自此不得成为科举命题的材料,用今天的话讲,就是不算指定教材(前引数句,自然都在其中)。朱元璋不喜《孟子》,尤其不喜那八十五句,是因为它们大不敬,不是臣子该说的话。可见在这位以大兴文字狱,动辄杀人的帝王看来,就连早已作古的亚圣孟子,在他面前也只能是个应该好好听话的柔顺臣子。传说他甚至讲过「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和毛泽东谈起鲁迅要是还活着的话会有什么下场有异曲同工之妙。

梁文道:街坊酒吧樓上的火聖堂(美食從街坊開始之一)

【饮食男女】听说很多人一开始都以为自己去错了地方。万里迢迢,远渡重洋,到了马德里或者巴塞隆拿,还要再转机,或者坐一趟几小时的火车,抵达巴斯克地区之后,或者自驾或者call车,又或者乘搭一小时一班的巴士加上走上山的爬坡路二十分钟,好不容易来到了传说中住了仙人,壮丽俊美的「安保图山」(Mt.Anboto)下,看见低调的门牌,推开木门,竟然是这样的场面。

一间干净,但是平凡得不值一提的酒吧。木头吧台上有三架吞吐生啤的龙头,几瓶剩下小半的葡萄酒和本地烈酒「patxaran」,一落大大小小形色不一的玻璃杯倒挂,就和全世界任何一个小镇角落的酒吧一样。吧台边有几张桌椅,有高有低,上头的刻痕看得出年岁不短。整间小酒吧就只坐了三个挺着肚子,谢顶大半却仍有白发数丝的阿伯,每人一杯啤酒,他们的外表和衣着都十分街坊,正是这家街坊酒吧该有的客人。

且慢,我们花了这么多的功夫和时间,辛辛苦苦到得此处,怎么可能是为了如此一家街坊酒吧?但地址明明就是这里呀,莫非Google导航有错?这下惨了,四个月前有幸订到位子,要的就是这个时段。重头觅路,要不迟晒大到,要不就干脆错过一次黄金机会。眼见来人一脸困惑惊疑,其中一个阿伯似乎见怪不怪,用带着浓重口音的英文说:「你们要去Etxebarri?就在楼上」。随他手指方向看去,才发现吧台旁边有道木梯。拾级而上,一间农庄谷仓改建成的亮堂房子,方是此行目的地。

「Asador Etxebarri」,本来用不着我多费笔墨介绍,大家随便上网一查,就知道这是个什么地方。但是忍不住,还是得多说几句。「Asadar」(烧烤店)这个朴实名字底下,是全世界爱吃鬼心目中最终极的烧烤圣地,多少驰名大厨最想品尝人生最后一餐晚饭的美食终点。大厨兼老板Victor Arguinzoniz斯文有礼,伐木工人出身,没有接受过一天职业厨艺训练,却半途出身,把家里的山村小馆改造成一座神奇的火焰殿堂。

他们标榜自家做的是「live coal cooking」,意思是不用现成木炭,而是整个厨房团队定期自己上山伐木,又或者向附近村民采购。木头搬回来之后,有的立刻烧制成炭,有的按品种和需要存放,静待其水分挥发。做菜的时候因此至少就有了两种生火的材料了,要不是用自己专门炮制出来的木炭,要不就是那些放干了的木材。

这还没完,Victor Arguinzoniz还令截取木料的不同部分,从粗壮的树干上劈下来的材料固然是主流;但细枝也有细枝的效用,不可轻忽。另外,木炭也好,木材也好,也得看它们来自哪一种树木,橡树、苹果树、橘子树、葡萄树,乃至于橄榄树,它们全部各有各的气味和特性,必须针对不同的菜式做出不同的搭配。食坛近年流行自家制,恨不得端出来的材料样样都是自己田地里种出来的。「Asador Etxebarri」走得更远,干脆从火源处开始自家制。听起来很玄是不是?是不是很像一个市场营销的噱头?但是在尝过西班牙,尤其巴斯克地区那一大片前卫花哨得叫人头晕脑胀的星级餐厅之后,你会发现「Asador Etxebarri」的出品才是最纯朴最能叫人记住一辈子的味道。其单纯,犹如它楼下那家街坊酒吧;其高妙,则如它背后那一座云雾缭绕终年的圣山。

梁文道:理想的的士乘客

【苹果日报】挣扎了很久,不知道是不是该写这篇东西,因为我真系唔想得罪班的士司机大佬,我好惊俾人用铁通郁我,仲要见一镬打一镬。所以我还是先把好话放在前头算了。

是这样的。我曾经自封「全港的士业后援会副主席」,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坐的士,而且坐得十分频繁。坐到了路边随手招一辆,上车之后,司机大佬竟然会和我说:「梁生,我车过你七次啦」的地步。换句话讲,我都叫做识得唔少司机大佬,算是了解他们。十几年前,对我而言这甚至是项工作需要。因为那时候我在电台上班,而的士业和广播这种媒体简直就是天作之合。几乎没有一个的士司机不听电台,所以任何一个市民,不管他有没有收听电台节目的习惯,只要他坐上了的士,就得被迫做我们至少三分钟的听众。我坐的士,和司机大佬倾偈,等于就是在目标受众群中做田野调查,甚至透过他们了解其他乘客的反应。

后来我不做电台了,但还是爱坐的士。一来是因为我很忙,往往连走路去车站搭巴士地铁的时间也不愿花。二来是因为我既不开车,也不想养车。三来则是我有个不太好的习惯,几乎从来不开手机,很怪癖地只有坐的士的时候回覆来电,让车厢中电台的人声乐声做我讲电话的背景。于是坐的士似乎就和讲电话捆绑了起来,犹如被训练过的狗一听见摇铃就会联想到狗粮似的,我一坐的士就想睇手机,一用手机就想那刻出门截的士。

再后来,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在香港的时间少了,可我坐的士的时间却一点没少。我现在过几天就要来回一趟机场,往返当然还是靠的士,并且趟趟长程,车资有时候加起来可能比从前日日短途更多。如此拥护的士,又认识不少司机大佬,「全港的士业后援会副主席」这个称号,我自认当之无愧。不过,我依然不敢说自己能当这个没有注册的社团的主席,因为我知道有人比我更爱这个行业。不要搞错,那个人绝对不是见过Steve Job,但是憎恨「Uber」的创新及科技局局长杨伟雄,也不是疑似的士牌主的谭惠珠人大,而是我的朋友,食家叶一南。听说(不是听他本人说),他和的士的关系,已经发展到了见到马路对面有车都唔过去截车,偏偏要守在这一头等车经过的程度。看起来,这不是一般人所谓的以的士代步,而是走路是坐的士的无奈替代。

正因为的士实在坐得够多,所以我才觉得近日那位司机大佬用铁通威胁行动不便的乘客下车,是件迟早都要发生的事情。还记得吗?就在去年,一位义工协助庄陈有搭的士,第一架说自己「不过海」,第二架就在开车之后一路大骂那个义工,怪他带了「一件猪头骨」上车。事后庄陈有在脸书上放问:「其实点解香港慨的士司机会系咁慨?拒载、歧视伤残人士,呢啲事时有所闻,噚日我又再一次被拒过海」。是呀,为什么呢?

且看那位手持铁通,喝客人「扑爆你个头吖嗱,信唔信呀」的司机,他在事情曝光之后,接受记者采访,居然还能理直气壮,认为他拒载的那两个客人「要报警即系玩嘢啦!」;而自己的表现则正常不过,「系人都会发嬲」。由此可见,在好些司机心目中,问题不在他们不礼貌态度不好,而在我们一般人没有达到他们心目中的正常水准。他不想过海,你硬要他开车(尽管你是失明人士),他骂你难道会是他的错吗?他把红的开到元朗,你上了车之后居然还是要在元朗巡游,难道他就不能发火凶你?

这几年坐的士,我最大的感触,是我们越来越赶不上许多司机大佬心目中的正常水准了。从前激怒司机,往往是因为你要去的地方太近;现在令他不快,却又是为了你要去的地方太远。从前说去机场,几乎每一个司机都觉得是件愉快事;现在飞的去机场,有的却恨进了机场之后排队等客返市区太过漫长。我住在沙田,从机场走一趟也不算是没肉吃了吧?不,我时不时就碰见司机黑面,嫌我离机场住的还是太近;又或许怪我为什么不去港岛。为了令他们全都眉开眼笑,我是不是该搬去天水围或鸭脷洲,才叫做符合了在机场搭的士的正常距离呢?

大家都知道,在香港坐的士,凡是有一件行李放进车尾箱就要多收五块,你以为司机因此就有义务要下车帮你搬东西吗?你错了。我在机场等车,平均每两回才有一位愿意这么干。到了目的地,他们当然也不下来,你必须自己搬出行李,再顺手替他关好车尾箱,唔该都冇声(事实上,他们很有可能全程都冇出过一句声。有些时候,打从你讲出要去的地方,一直到你说该停车了,他都可以连点头的动作都不用做)。难免使人怀疑,坐在驾驶位置上的是个假人,这部车其实是辆正在实验人工智能系统的无人驾驶的士。

我不算年轻,但也不老,自己劳动筋骨当做运动也不错。但那些上了年纪,手脚不灵光的人又该怎么办呢?我试过在机场看见一位老太太站在的士身后对着几件行李发愁,走过去帮忙之余,顺便叫司机下车搬东西,结果挨他一顿教训,怪我多事。显然我在他心中又不是一位及格的人了。

正常而理想的乘客应该是这样的:能从一辆的士的外表猜出司机想去的地方,不随意招手。能够自己搬运行李和轮椅,不必麻烦司机(也就是说一个坐轮椅的人应该懂得在坐的士的时候短暂恢复行走能力)。能够在湾仔北上车过海,却果断要求司机兜去东隧再返红磡。当然,还要能在司机不太熟路的时候,自动打开你自己的手机定位系统,然后你自己真人发声导航。而最最理想的乘客,恐怕暂时还没出现,那就是上车之后能够请司机移步后座,你自己开车,到了目的地之后一边付费一边替他开门请他回座;之所以还没有这种乘客,主要是香港的法例太过落后。

话说回来,我运气算是不错,至今仍然可以碰到不少作派古典的司机(亦即一般人所谓的好司机),不只会在收费之后说声谢谢,还会令人感动地主动出手搬行李。每次遇到这类逐渐罕见的例子,我都会多俾十蚊廿蚊贴士,以表衷诚谢意。事实上,忝为「全港的士业后援会副主席」,我平常就连唔使跳咪的超短途也都会多给五元,权当道歉。有时候,司机大佬接过之后,照样不吭声,但一副「算你知机」的表情,我就知道自己离理想乘客的标准又近了一步。

梁文道:十五块钱的尊严

【饮食男女】大概十几年前,我在一本书上看到欧洲一个社会学家的调查,他和他的团队每天守在超级市场,观察不同的客人,看看他们在里头会花多少时间,做些什么,买些什么。结果他们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原来在超市里面待得最久的,多半是些独自进来购物的老人。这些老人家喜欢从一排货架逛到另一排货架,仔细地检视架上各种商品,常常拿起一件东西眯着眼睛研究商标上头的说明,然后又慢慢地把它放回去。但他们逛到最后,通常买的却是一份报纸、一个打火机,又或者一排香口胶,以及其他这类最便宜的物事。然后他们第二天又来,路径和昨天一致,行为模式也和昨天一样,用掉的时间也差不多;临到离开之前,一样又是在收银机前随便挑样最廉价最不起眼的东西。日日如是,他们家里一定有吃不完的香口胶,和这辈子都用不尽的打火机。他们到底在做什么?

答案很简单,他们在消费。我知道,你一定会说这是句废话。可是请耐住性子再想一想,你会发现这群老人古怪的消费习惯其实正好指出了今天这个消费社会的真相,那就是消费不只是简单的交易,不只是为了取得生活所需,甚至不必是那种想要向外人表明自己品味和身份的符号性行为;它更是一种非常基本的社会交往。再说明白一点,那些长者其实根本用不着那么多香口胶和打火机,而香口胶和打火机也不可能为他们带来什么表达真我和彰显身份的效用。他们每天耗去那么久的时间在超市里面,却只买一两件那么无聊的东西,为的只不过是想要一点自己还在社会当中,自己依然活着的感觉。因为人类在这个时代里头最重要的身份之一就是消费者,而消费正是我们能够和这个世界发生的所有交往关系当中最最基本的一种。

所以我们在屋村和旧区总是能见到一批退了休的男人。每逢赛马日便蹲在马会投注站附近,似乎赌瘾很大,其实又不真的大笔落注。又有一些扶着拐杖的老太太,每星期准有一两个下午,会到相熟的茶餐厅报到,多半是叫一杯热奶茶,奢侈点便多来一份蛋挞或油多。她们已经行动不便,家里也不是没东西吃没东西喝,为什么还要这般花钱花力气,辛辛苦苦出门下楼呢?那全是因为他们早已失去工作能力,渐渐被社会主流趋势甩在后面,身上可用的资源不多,交往的范围不大。那一点点最廉价的消费,就是他们还在这个世界的证明。这是他们进入公共生活,看得见他人,也被他人看见的管道。他们是人,他们还活着,就算再少,那点微薄的开销也还可以为他们带来一种「我有能力」的感受和尊严。

今天忽然想说这事,是因为最近听闻住家附近又有一间屋村茶餐厅被「领展」赶走。从前我常在那里看到一对都有番咁上下年纪的母子,儿子有病,行动不由自主,走路走得非常吃力,他的母亲更得坐在轮椅上头。茶餐厅职员从来没嫌弃过他们,替他们开门关门并且安排座位,任他们俩一人一杯十五蚊热饮坐足一个下午。我不知道从今以后,他们还能去得了哪里?也不知道要是再去这个必将改头换面的商场,我是否还有机会碰见他们?

梁文道:求仁得仁

【苹果日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求仁得仁」这四个字演变出了「出得嚟行,预咗要还」的粗俗意义。于是大律师也好,前辈作家也好,都因此犯上众憎,惹来一片非议。到底黄之锋、罗冠聪、周永康等三人,加上「新界东北十三子」以及近年一切因政治问题而系狱的青年,能不能以「求仁得仁」这句老话去形容呢?如果不能,这是为什么?如果可以,他们又是在那一层的意义上「求仁得仁」呢?何妨回到《论语》原文,看看圣人自己当年是怎么说的:

「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

若是翻译成大白话,这段话的意思大概就是:

冉有说: 「我们老师会不会帮助卫君呢?」子贡说:「好,我去问问他老人家」。于是进到孔子房内,子贡就问了:「伯夷和叔齐算是何等人物?」孔子答道:「那可是古代的贤人呀」。子贡又问:「那他们对于自己的遭遇可有抱怨?」孔子再答:「他们求的是仁,既然已经得到了仁,又还有什么可怨的呢?」然后子贡出来,就告诉他的同学:「老师是不会扶助卫君的」。

要读懂这段有名的对答,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时代背景。按冉有所说的「卫君」,指的就是当时卫国的国主卫出公辄。他的父亲蒯聩本来是要继承卫国的世子,却弑母未遂,负罪出逃,投奔到了卫国的死敌晋国,于是就轮到他的儿子辄登位。后来晋国支持蒯聩回来夺位,由此便上演了一出扰攘多年的父子之争。这段历史不只涉及到后来子路的牺牲,更是从《春秋》三传一直到宋明儒都不断反覆传述和讨论的课题,可说是关心中国社会政治思想者不可不碰的经典案例。但我们可以先放下这些不管,看看它在《论语·述而》这一章里的作用。

话说当时周游列国,到哪儿都不受重用的孔子正好就在卫国,所以他的学生冉有和子贡都很想了解自己的老师要不要趁着这个机会,协助卫出公对付他的爸爸,好在政治上一展宏图,飞黄腾达。当时还在孔子身边的弟子,大概都有类似的疑问。所以在《论语·子路》里面,我们又可以看到这一段更常被人引诵的对答: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论语》之所以叫人屡读不厌,其中一个原因是它总能用最精简朴素的语言,生动鲜明地刻写出不同人物的性格情态。你看一向爽直的子路,一上来就问他老师「机会来了,卫君辄正等着夫子去帮他,您打算怎么做呢」?不料圣人竟答「必也正名」。子路马上就很没大没小,几乎是气急败坏地回了一句「有这必要吗?老师你真是太迂了」。光从这一问一答,我们就能猜到圣人和子路这对师生的关系应该十分亲密,日常相处绝不古板严肃。对着如此直肠直肚的子路,圣人在后面也非常正面地接着说了一番关于「名正言顺」的大道理。那番道理,若照王阳明在《传习录》卷上第四十三节的衍申,是要卫出公退位向父亲道歉,而蒯聩又感动得愿意让国当个不管事的太上皇的话,恐怕任谁都晓得不可能实现。圣人当然也不会不清楚,逢此乱世,这种理想简直不切实际。所以他等于是在告诉子路,我是不会去帮卫出公的了。

相比之下,精明的子贡就不会这么开门见山地问「夫子为卫君乎?」了,更不可能像子路那样,兴奋得摩拳擦掌,干脆跳一步问老师预备如何协助卫君。他拐个弯,忽然提起了伯夷和叔齐,看似风马牛不及,其实是要从侧面观察老师的反应。

因为伯夷和叔齐这对兄弟后来虽以不食周粟,饥隐首阳山著称。但他俩之所以「沦落」至此,一开始却是为了兄弟相让,谁都不想继父位称君。话说商末,孤竹国君要他的儿子叔齐做继承人,但他却在父亲逝后坚持把位子让给哥哥伯夷。而伯夷呢,也一样坚持不就。这两人,做弟弟的认为君位该传长子,做哥哥的则主张父命不可违,相持不下。后来伯夷索性逃跑,没多久,叔齐也跟随大哥而遁,后世传为佳话。

子贡举出这个例子,一来是因为这对兄弟面对君位的态度,就和卫出公辄和蒯聩的父子之争相似,同样关乎人伦和社稷的冲突。但更要紧的,是伯夷和叔齐虽有相让贤德,世人无不称美,但却落得个权位尽失,要在首阳山上吃野草的下场,对我辈俗人来说可谓十分凄惨。难道他的老师也打算效法他们,为了那迂得不行的名份正统的道理,甘愿放弃自己向来怀抱的为政大愿,终于无所作为?所以他才会在圣人夸赞伯夷叔齐是「古之贤人」后,立刻补问一句「怨乎?」圣人的态度非常坚定:「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为了成己达人,为了天下人得以安立的大道,就算在凡世间不得志,就算体肤受苦,这也没有丝毫可怨。

正是「我欲仁,斯仁至矣」。一个人想要修仁守仁,不靠任何外在力量,也不管最后的命运如何,根本在他下定决心走上这条大道的那一刻起,他就已经「得仁」了。是故在圣人和子贡这番对答之后,《论语·述而》紧接的下一句话便是「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像伯夷叔齐那样,退居荒山,以疏食白水渡日,看似艰苦,实则乐在其中。为什么,因为「求仁而得仁」。相反地,背离正道,「不义而富且贵」,于圣人而言只不过是浮云罢了。

所以今日城中权贵好谈中国文化,要年轻人多多认识传统国粹之精深博大,我是举双脚赞成的。而且我建议他们就从自己开始做起,好好读一下《论语》,认识认识「不义而富且贵」与「求仁得仁」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