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日报】政治敌人不能算人，所以一切能够用在常人身上的伦理习俗，都不必和政敌相关。你不必和他讲信用，不必对他讲礼貌，不必和他说道理，同情心不适用在他的身上；甚至他死了也不值得任何最表面的哀悼，大家反而应该庆幸。在何君尧议员那句“杀无赦”掀起争议之际，周融先生站出来替他辩护了，他说：“如果有人认为戴耀廷是社会曱甴，那么来一句杀牠死，是不是又要来一次联署声明呢”？“社会曱甴”这四字真是可圈可点，从前苏联、纳粹德国、赤柬，一直到文革时期的中国，这类把政敌比喻为害虫的说法，在极权意识型态的操作底下，向来不缺。当这类想法广泛流通，并且得到政权背书之后，公然剥夺政敌或异见者的人权（例如得到公正审判的权利），彻底蹍压他们的生命，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既然这种把所有人间德目和常俗一一纳在政治立场的“大是大非”之下的意识型态如此可怖，我们应该怎样预防它的出现和蔓延呢？那自然得是坚守那一切现代文明世界珍视的价值，理所当然地捍衞使得人之为人，社会之所以织成社会的，那些最基础又最核心的经纬原则。在这些价值和信念每一次受到置疑和挑战的时候，我们都不应该怀疑它们的必要。因为唯有足够厚实的底子，才足以让这个社会避免疫症的侵袭。

然而可惜的是，在过去这么多年的政治纷争当中，我却在反建制阵营的支持者那里，看到一种相反的倾向。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几乎在何君尧议员高倡“杀无赦”的同时，一些人在为蔡若莲副局长丧子欢呼，认为她活该得到这样的下场。理由是他们认为蔡若莲是“共匪”（所以也就是他们的敌人；而敌人的任何不幸，都等于是他们的胜利。他们不顾现代社会最起码的体面，以一种母债子偿的古代神话式观念，去把发生在人家儿子身上的苦痛，当成是对一个母亲犯了政治错误的报应，然后兴高采烈地鼓掌叫好。

这种言论发布在一间大学的民主墙上，没错，我认为是属于大学自治的范围，不应以猎巫的形式追杀。发表这种言论的人要是学生，没错，我相信人有知过能改的空间，也相信教育的力量。然而首先必须承认，这是确确实实的过错，错在它冒犯了我们尊重并且愿意用生命去守护的价值和原则。不幸的是，凡是和我看法近似的论者，也都在那几天受到了怀疑甚至抨击。其中一种典型而又可怕的意见是：你同情敌人，你就站到敌人那边去了。稍知历史者，当知这类把非友即敌推到极致的说法，恰恰是历次极权意识型态所主导的政治运动里头，最具杀伤力的推理。想当年，那些替被迫自杀的老师收尸的学生，也是因此被划到敌人那一边去挨斗的。

此类思路的危险，还不光在它会使人因为要抵抗恶魔，而先把自己变成恶魔。它最大的问题，是在有力摧毁一切价值的意识型态兵临城下的时候，自己先动手挖空了自己的墙角，使得所有不应向政治屈服的德性“政治化”了，让那些德目覆盖的范围生出例外的死角（因为“对政敌不必讲道德”）。这种对付疫病的方法，不是强化自己的体质和免疫力，却是在中招之前先让自己病倒。

过去几年，我时常在这类声音当中听到“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的说法，似乎非常凶狠。但是我好奇，除了嘴上说说之外，这些自命反抗霸的先锋队究竟打算要怎么样对敌人不仁慈呢？是召唤“皇天击杀”？还是祈求对手死后“下地狱”呢？相反地，他们目中的敌手却实实在在地掌握了建制机器，要是他们真的奉行了一套和这类反抗者逻辑一致的意识型态，非友即敌地掀起一场消灭“社会曱甴”的政治运动，他们可是真能对你下手“不仁慈”的。

记得几年前，我在此写了几篇讨论政治与友谊的东西，试图指出政治立场的是非之外，人间犹有更重大更美好的价值。如果硬要以政治上的敌友决断一切其他价值，我们迟早要面对施密特（Carl Schmitt）式的政治结局：“在敌人与朋友之间，不存在自由的问题，只有暴力和征服”。可是一些右翼本土派健笔不屑这等微弱警告，坚持政治上下不同类的人，再怎么良善也必然不是好人，而他们的支持者再把这条线推衍下去；称对手为畜牲（也就是不具备人的资格了）。如今，当你的对手也开始用上了这种逻辑，比你更加熟练拿它和你唱双簧，共同侵蚀掉社会人伦的核心价值之后，剩下来的就只能是力的较量了。用施密特的说法，那就是看谁有实力“在肉体上消灭敌人”。

【苹果日报】五十年前，一九六七年八月初，也就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的第二年，广州有这么一个因为发育问题，身体形貌不类常人的青年，在街上手舞足蹈地走来走去。由于他看起来就不像是个「好人」，所以被人捆绑到街坊的居委会去了。经过办事人员查问，得知这人有个姐姐，只是姐姐却不愿和这个弟弟拉上任何关系（大概是在害怕些什么）。所以他们只好把这个古怪的青年留在居委会。第二天下午，他被人吊死在附近一棵大榕树上。

也就是那几天，一个从南下打工的北方农民，被锁在另一间居委会的闸门里头，他衣衫破烂地跪在地上，不停叩头，哀求大家放他一条生路。他强调自己绝对不是坏人，只是在被人追打的过程当中丢失了身份证明。但是最后，他也被吊死了，尸身挂在马路边的电线杆下。

在那一个星期里面，从广州的中山七路开始，过了珠江大桥，芳村，一直去到白鹤洞，一路都能看见这类吊尸。这就是有名的「文革广州打劳改犯」事件了，虽说事因是传说粤北劳改犯逃营，预备南下洗劫广州，激起了本地人的过度反应；但最后遇害的，更多却是普通的外地人甚至广州市民。没有人确切知道那几天到底有多少人被打死，有的数字是一百八十，也有人说超逾三百。不过事过境迁，这些事今天都没有人想提了，当然政府也不准提，于是受害人的亲友「向前看」，杀过人的则太阳照常升起。反正文革死得人多，最老的将近百岁，最小的不满一天，何处无有冤魂？

今天说起这件往事，是因为我这几年总在想这类事件到底怎么可能发生？它有多大的机会重临？我们将来在香港又会不会亲历类似的情状呢？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我想得太过夸张，真是胡扯；然而，我大胆猜疑孕育这类灾祸的条件，其实早已一一具足，而且就在香港。

极权政治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彻底改变了人类文明自古以来的种种基本道德信条，例如将「不可杀人」变成「你应该杀人」。这种公然违背人类基本价值判断的新训令，当然不是一下子就能叫每个人都乖乖接受的。可是它有一道程序，而且过程中间的每一步似乎都是那么地合情合理。比如说它会设定一个政治目标，让那个目标神圣得不可侵犯，不证自明。然后介绍一个达到那个神圣目标的光明大道，告诉大家这是唯一可以选择的道路。接下来，反对这条道路，以及反对那个神圣目标的，自然就是敌人了。由于那个目标绝对正确，不容置疑，所以反对它的敌人当然罪不可恕。这些敌人不只碍事，而且极有可能破坏我们前进在光明大道上的事业，那么你说他们是不是可杀呢？也许你仍然觉得杀人不对，但我们命中注定要成就的那个目标不只是政治的，更是道德的，并且还是一切德目序列中最首要的，所以它当然可以凌驾「你不应杀人」这条古诫，对不对？

再下来就是要找出敌人，以及确定敌人的种类和范围了。除了从根本上不赞成神圣目标的异见者之外，我们还得因应在实现目标的道路上的实际情况和需要，随时随地诠释出不同阶段的敌人。例如文革，一开始是「四类份子」，演变到后来，说不定人人可疑，就像当年广州那个样子不似常人的青年，出身不是本地的农民，既非与我同类，那必然就是可诛的异己了。

早从法国大革命时期罗伯斯比尔主导的雅各宾专政时期开始，这种程序就一直是极权政治的必由之道。到了二十世纪，再由史达林和希特勒分别将它发扬光大，他们掌控的机器全都非常成功，杀人无算，而且杀得理直气壮，冠冕堂皇。他们之所以干得如此出色，是因为那道以界定神圣政治目标为起点程序，被精心构造成了一套虽然经不起理性考验，但却非常诱人，在情感上极具号召力的意识型态。

一开始，大家可能会觉得它和一般人的常识相去甚远，所以在听到「犹太人全都是包藏祸心的骗徒」这宣传时，有人或许会想，不对呀，我家楼下那个士多的老头就是个犹太人，但他一直老实得很。渐渐地，会有越来越多人告诉你，千万不要用「犹太人里也有好人」的片面管见，遮蔽了更庞大更深层的整体真相。再后来，你甚至都不敢再说什么了，因为那些狂热的信徒非常好斗，一听到不合己意的观点，立刻就会声大夹恶地谴责你是叛徒，与邪恶的犹太人为伍。毕竟，没有人会喜欢被骂作叛徒，也没有人会愿意自己是坏人，对不对？

再发展下去，这套意识型态甚至开始冲击我们各种文明所共有的基本德目，比如说鼓动大家公然劫掠和破坏他人的财物。本来我们对私有产权就算没有一些清楚的概念，大体上也会觉得邻人天天躺在上面睡觉的那张床是人家的吧？可现在他们却说那是「从劳动人民那里剥夺回来的果实」，你身为劳动人民，当然有权处置。本来我们会相信出卖朋友无论如何都是件叫人羞耻的丑事，但现在他们却说这其实是出于更宏大目标的义举，不叫出卖，而是揭发。

当所有奠基社会的德目一一受到质疑、冲击、否定、和改造之后，终于，那最不可突破的最后底线也就坍塌下来了。为什么文革时期，就连一些还在襁褓之中的婴孩都会遭到毒手呢？那是因为他们的父母身为政治敌人，其实已经不算是人了，杀了都不能叫杀。由于这些婴儿非人所生，所以杀害他们也就没有道德负担了。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杀人，而是明智的，合理的，铲草除根的，防患于未来。

【苹果日报】我家附近有位精神状态不太好年纪也不小的清洁工，时常一边打扫地上的落叶，一边大声在咒骂着什么。别看她总是喃喃自语，偶尔高声大叫吓人一跳，她清理环境的工夫可是做得很认真的。难得清洁公司愿意聘她工作，附近街坊也待她不薄，周不时把一些废纸集合起来给她去赚些外快。最近废纸回收停顿，她的生活应该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吧。比起近日吵得闹哄哄的「港独」争论，坦白讲，我觉得中止废纸回收这个新闻的份量要重得多了。为什么香港直到现在，还会有那么多过了退休年纪的公公婆婆，要靠拾荒这样的体力劳动来维持自己的生计呢？为什么他们要用辛苦了大半天的代价，才能为自己的饭桌多添一小盘蔬菜呢？但在像何君尧议员这样的特区新贵看来，持续追击港独似乎才是今日香港的头等大事。为什么我们的城市会对自己脚底下这片土地上正在发生的真正惨事视而不见，却要执迷于一团恍如空中楼阁的幻影，并且把它描绘得越来越细致呢？回想过去几年我们走过的路，便能发现种种支撑那团幻影的执念与情绪，其来有自。

几年前，我在这里写过一篇题目叫作〈仇人也是邻舍〉的东西，内容卑之无甚高论，无非是想指出我们全都被迫要和政治立场殊异于己的人共居一城，因此我们必须理解那些人为什么会和自己这么不一样而已（再啰嗦一次，「理解」和宽容是两回事）。结果这个题目被一些朋友笑话到今天，觉得这是「大爱左胶」的典型病征，总是想劝大家要同情那最不值得同情的主张，多理解别人背后的苦衷。在一些人看来，政治上的敌人无异于杀父仇人，根本不共戴天，怎么能说他们也是我们的邻舍，又凭什么要求我们的理解？可是最近很奇怪，当年一些痛斥我那些说法「维稳」的论者居然也在要求理解了。他们不至于赞同恭喜蔡若莲副局长丧子的言论，但要批评涉事青年凉薄的人去想想，那些青年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不满，他们不满的根源又是什么？听来有点道理，但为什么你的论敌要理解这个呢？他只管恨你骂你就够了，不是吗？

我们之所以走到这一步，其中一个原因正正在于很多人不肯从自己的偏狭情绪里头跳出来，稍稍理智一点，稍稍不那么离地的去看这几年来的政治轨迹，反而放纵自己的偏见和仇恨，多推一把，将局势终于推向无可挽回的地步。

写评论不是算命，所以我一向不太喜欢预测时局走向。就算偶而为之，并且言中，也不可能高兴，因为那通常不是什么好事。2014年，人大常委会决定普选框架前夕，友人约晤，我当时就从早成昨日黄花的「D&G事件」与「内地小童旺角街头便溺」说起，谈到一套维稳政治和维稳经济正在香港出现，借着推高陆港矛盾，以民族大义和国安问题的原则展开斗争，使得一国两制渐渐变成一国一制。现在重看这篇名为〈悲见香港好大镬，搞到咁局面边个有着数〉的过时访谈，我发现证诸后来这三年多的种种事故，其基本推论还是可以不用变的。但我最大的错误，是犯上了后来《成报》的毛病，以为这多半是中间一群专吃维稳饭的，和一些靠斗争来达到政治目的的人在作祟，低估了这是既定大方向的可能。

那篇访问发布之后，照例被一些右翼本土主义者（包括后来被叫做「港独份子」的人）狠批，认为我是主张大家不要抗争，不要煽风点火，任由政权高压才好。的确，后来我还写了好一堆批判港独和右翼本土主义的东西，因为我从不相信他们这种抗争是有意义的真抗争；闹了这几年，我也从来没见过他们为自己的目标提供过可信可行的路线图。相反地，他们只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给出借口去让香港一切珍贵的价值逐步沦丧。你真的认为比起老无所依的现实惨况，富豪廉价租借官地，香港独立是个更值得大家集中全部精力去完成的一件大事吗？

但我知道事已至此，今天再说这些话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接下来，我们将会看到沿着斗争港独的主轴，社会上各个领域的变化。首先学林郑的说法，「打压言论自由和学术自主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因为违法的港独言论根本不该出现，正如内地官媒所言，几乎等同于「主张纳粹」，所以消灭它并不违背言论自由和学术自主的精神。当然青年们是会抗争下去的，尤其是像辱骂大陆同学为「支那人」的周竖峰，这类人将来还会陆续登场。说来奇怪，把港独和纳粹相提并论，本来牛头不对马嘴，偏巧周先生去年还展示过纳粹手势，正好给了一个「物证」。而且他年纪虽轻，却懂得当年地下党渗透国民党手段，叫他支持的团队派人去对家那边做鬼，好胜出中大学生报内阁的选举。尽管与者稚嫩败事，但他们这等校园斗争功夫还是叫人一新耳目，来日不可限量，必将抗争的战场蔓延到其他地方。

套句共产党的老话，哪里有压迫，就哪里有反抗；其实反过来说一样也通，反抗到哪里，压迫便跟到哪里。所以当民主墙不能谈港独了，有人就会在课堂里讲，接下来则自然是课堂上也不许讲。可是这依然不是打压学术自由，因为港独不在学术自由的范围之内。另外，由于占中已经被正式定性为港独运动，所以事实上从来不是港独，但却发起占中的戴耀廷也就是港独了，必除之而后快。再下去，就是所有支持他的学者，所有去过雨伞运动现场的老师教授，也都有同情港独的倾向，就算不逼学校解雇，恐怕也得他们自行划清界限……。

港独的范围还很有弹性，以澳门立法会选举中的新一代反建制派被人说是和港独有联系一事来看，大概全香港的民主派也都算是港独了。可不是吗？就连最「大中华胶」的教协，最近也被喉舌媒体批评，指他们要为今日弥漫校园的港独风气负责。然后，可能连所有批判大陆政局者（如台湾李明哲），乃至于反对有利于陆港一家亲政策的意见（如反对高铁一地两检），也都会惹上危害国家安全和涉嫌港独的麻烦。

顺着这些线索，限于篇幅省去中间的步骤，我不妨大胆猜测一下十年内将会陆续出现的情景：当整个香港的「常识版块」（马杰伟语）逐渐转移，包括法官和律师在内的法律界人士及组织要旗帜鲜明地反对扩大化定义的港独，自愿替所谓港独份子辩护者将会接不到工作。一切公帑资助，或者在政府场地呈示的文化艺术表演活动乃至于书籍，都要经过政审。大型企业招聘员工，必须仔细研究应聘者的政治经历和立场（例如调查他们的社交媒体），同时限制员工的政治活动。《苹果日报》关门大吉，因为少去了这一端，所以现在还勉强维持的主流媒体的政治光谱必将缩窄，完全倒向另一端。没错，还有网媒，大家还可以在facebook上头活跃。可是谁敢保证未来香港不在防火墙内呢（前阵子澳门试验性地断了半天通讯工具「Telegram」的使用，或许就是为了将来更大计划的实现）？更何况facebook急于重回中国市场，苹果公司在中国开设iCloud数据中心，要将小小香港的互联网运用大陆化，绝非想像中那么困难……

【苹果日报】挣扎了很久，不知道是不是该写这篇东西，因为我真系唔想得罪班的士司机大佬，我好惊俾人用铁通郁我，仲要见一镬打一镬。所以我还是先把好话放在前头算了。

是这样的。我曾经自封「全港的士业后援会副主席」，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坐的士，而且坐得十分频繁。坐到了路边随手招一辆，上车之后，司机大佬竟然会和我说：「梁生，我车过你七次啦」的地步。换句话讲，我都叫做识得唔少司机大佬，算是了解他们。十几年前，对我而言这甚至是项工作需要。因为那时候我在电台上班，而的士业和广播这种媒体简直就是天作之合。几乎没有一个的士司机不听电台，所以任何一个市民，不管他有没有收听电台节目的习惯，只要他坐上了的士，就得被迫做我们至少三分钟的听众。我坐的士，和司机大佬倾偈，等于就是在目标受众群中做田野调查，甚至透过他们了解其他乘客的反应。

后来我不做电台了，但还是爱坐的士。一来是因为我很忙，往往连走路去车站搭巴士地铁的时间也不愿花。二来是因为我既不开车，也不想养车。三来则是我有个不太好的习惯，几乎从来不开手机，很怪癖地只有坐的士的时候回覆来电，让车厢中电台的人声乐声做我讲电话的背景。于是坐的士似乎就和讲电话捆绑了起来，犹如被训练过的狗一听见摇铃就会联想到狗粮似的，我一坐的士就想睇手机，一用手机就想那刻出门截的士。

再后来，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在香港的时间少了，可我坐的士的时间却一点没少。我现在过几天就要来回一趟机场，往返当然还是靠的士，并且趟趟长程，车资有时候加起来可能比从前日日短途更多。如此拥护的士，又认识不少司机大佬，「全港的士业后援会副主席」这个称号，我自认当之无愧。不过，我依然不敢说自己能当这个没有注册的社团的主席，因为我知道有人比我更爱这个行业。不要搞错，那个人绝对不是见过Steve Job，但是憎恨「Uber」的创新及科技局局长杨伟雄，也不是疑似的士牌主的谭惠珠人大，而是我的朋友，食家叶一南。听说（不是听他本人说），他和的士的关系，已经发展到了见到马路对面有车都唔过去截车，偏偏要守在这一头等车经过的程度。看起来，这不是一般人所谓的以的士代步，而是走路是坐的士的无奈替代。

正因为的士实在坐得够多，所以我才觉得近日那位司机大佬用铁通威胁行动不便的乘客下车，是件迟早都要发生的事情。还记得吗？就在去年，一位义工协助庄陈有搭的士，第一架说自己「不过海」，第二架就在开车之后一路大骂那个义工，怪他带了「一件猪头骨」上车。事后庄陈有在脸书上放问：「其实点解香港慨的士司机会系咁慨？拒载、歧视伤残人士，呢啲事时有所闻，噚日我又再一次被拒过海」。是呀，为什么呢？

且看那位手持铁通，喝客人「扑爆你个头吖嗱，信唔信呀」的司机，他在事情曝光之后，接受记者采访，居然还能理直气壮，认为他拒载的那两个客人「要报警即系玩嘢啦！」；而自己的表现则正常不过，「系人都会发嬲」。由此可见，在好些司机心目中，问题不在他们不礼貌态度不好，而在我们一般人没有达到他们心目中的正常水准。他不想过海，你硬要他开车（尽管你是失明人士），他骂你难道会是他的错吗？他把红的开到元朗，你上了车之后居然还是要在元朗巡游，难道他就不能发火凶你？

这几年坐的士，我最大的感触，是我们越来越赶不上许多司机大佬心目中的正常水准了。从前激怒司机，往往是因为你要去的地方太近；现在令他不快，却又是为了你要去的地方太远。从前说去机场，几乎每一个司机都觉得是件愉快事；现在飞的去机场，有的却恨进了机场之后排队等客返市区太过漫长。我住在沙田，从机场走一趟也不算是没肉吃了吧？不，我时不时就碰见司机黑面，嫌我离机场住的还是太近；又或许怪我为什么不去港岛。为了令他们全都眉开眼笑，我是不是该搬去天水围或鸭脷洲，才叫做符合了在机场搭的士的正常距离呢？

大家都知道，在香港坐的士，凡是有一件行李放进车尾箱就要多收五块，你以为司机因此就有义务要下车帮你搬东西吗？你错了。我在机场等车，平均每两回才有一位愿意这么干。到了目的地，他们当然也不下来，你必须自己搬出行李，再顺手替他关好车尾箱，唔该都冇声（事实上，他们很有可能全程都冇出过一句声。有些时候，打从你讲出要去的地方，一直到你说该停车了，他都可以连点头的动作都不用做）。难免使人怀疑，坐在驾驶位置上的是个假人，这部车其实是辆正在实验人工智能系统的无人驾驶的士。

我不算年轻，但也不老，自己劳动筋骨当做运动也不错。但那些上了年纪，手脚不灵光的人又该怎么办呢？我试过在机场看见一位老太太站在的士身后对着几件行李发愁，走过去帮忙之余，顺便叫司机下车搬东西，结果挨他一顿教训，怪我多事。显然我在他心中又不是一位及格的人了。

正常而理想的乘客应该是这样的：能从一辆的士的外表猜出司机想去的地方，不随意招手。能够自己搬运行李和轮椅，不必麻烦司机（也就是说一个坐轮椅的人应该懂得在坐的士的时候短暂恢复行走能力）。能够在湾仔北上车过海，却果断要求司机兜去东隧再返红磡。当然，还要能在司机不太熟路的时候，自动打开你自己的手机定位系统，然后你自己真人发声导航。而最最理想的乘客，恐怕暂时还没出现，那就是上车之后能够请司机移步后座，你自己开车，到了目的地之后一边付费一边替他开门请他回座；之所以还没有这种乘客，主要是香港的法例太过落后。

话说回来，我运气算是不错，至今仍然可以碰到不少作派古典的司机（亦即一般人所谓的好司机），不只会在收费之后说声谢谢，还会令人感动地主动出手搬行李。每次遇到这类逐渐罕见的例子，我都会多俾十蚊廿蚊贴士，以表衷诚谢意。事实上，忝为「全港的士业后援会副主席」，我平常就连唔使跳咪的超短途也都会多给五元，权当道歉。有时候，司机大佬接过之后，照样不吭声，但一副「算你知机」的表情，我就知道自己离理想乘客的标准又近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