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日报】五十年前，一九六七年八月初，也就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的第二年，广州有这么一个因为发育问题，身体形貌不类常人的青年，在街上手舞足蹈地走来走去。由于他看起来就不像是个「好人」，所以被人捆绑到街坊的居委会去了。经过办事人员查问，得知这人有个姐姐，只是姐姐却不愿和这个弟弟拉上任何关系（大概是在害怕些什么）。所以他们只好把这个古怪的青年留在居委会。第二天下午，他被人吊死在附近一棵大榕树上。

也就是那几天，一个从南下打工的北方农民，被锁在另一间居委会的闸门里头，他衣衫破烂地跪在地上，不停叩头，哀求大家放他一条生路。他强调自己绝对不是坏人，只是在被人追打的过程当中丢失了身份证明。但是最后，他也被吊死了，尸身挂在马路边的电线杆下。

在那一个星期里面，从广州的中山七路开始，过了珠江大桥，芳村，一直去到白鹤洞，一路都能看见这类吊尸。这就是有名的「文革广州打劳改犯」事件了，虽说事因是传说粤北劳改犯逃营，预备南下洗劫广州，激起了本地人的过度反应；但最后遇害的，更多却是普通的外地人甚至广州市民。没有人确切知道那几天到底有多少人被打死，有的数字是一百八十，也有人说超逾三百。不过事过境迁，这些事今天都没有人想提了，当然政府也不准提，于是受害人的亲友「向前看」，杀过人的则太阳照常升起。反正文革死得人多，最老的将近百岁，最小的不满一天，何处无有冤魂？

今天说起这件往事，是因为我这几年总在想这类事件到底怎么可能发生？它有多大的机会重临？我们将来在香港又会不会亲历类似的情状呢？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我想得太过夸张，真是胡扯；然而，我大胆猜疑孕育这类灾祸的条件，其实早已一一具足，而且就在香港。

极权政治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彻底改变了人类文明自古以来的种种基本道德信条，例如将「不可杀人」变成「你应该杀人」。这种公然违背人类基本价值判断的新训令，当然不是一下子就能叫每个人都乖乖接受的。可是它有一道程序，而且过程中间的每一步似乎都是那么地合情合理。比如说它会设定一个政治目标，让那个目标神圣得不可侵犯，不证自明。然后介绍一个达到那个神圣目标的光明大道，告诉大家这是唯一可以选择的道路。接下来，反对这条道路，以及反对那个神圣目标的，自然就是敌人了。由于那个目标绝对正确，不容置疑，所以反对它的敌人当然罪不可恕。这些敌人不只碍事，而且极有可能破坏我们前进在光明大道上的事业，那么你说他们是不是可杀呢？也许你仍然觉得杀人不对，但我们命中注定要成就的那个目标不只是政治的，更是道德的，并且还是一切德目序列中最首要的，所以它当然可以凌驾「你不应杀人」这条古诫，对不对？

再下来就是要找出敌人，以及确定敌人的种类和范围了。除了从根本上不赞成神圣目标的异见者之外，我们还得因应在实现目标的道路上的实际情况和需要，随时随地诠释出不同阶段的敌人。例如文革，一开始是「四类份子」，演变到后来，说不定人人可疑，就像当年广州那个样子不似常人的青年，出身不是本地的农民，既非与我同类，那必然就是可诛的异己了。

早从法国大革命时期罗伯斯比尔主导的雅各宾专政时期开始，这种程序就一直是极权政治的必由之道。到了二十世纪，再由史达林和希特勒分别将它发扬光大，他们掌控的机器全都非常成功，杀人无算，而且杀得理直气壮，冠冕堂皇。他们之所以干得如此出色，是因为那道以界定神圣政治目标为起点程序，被精心构造成了一套虽然经不起理性考验，但却非常诱人，在情感上极具号召力的意识型态。

一开始，大家可能会觉得它和一般人的常识相去甚远，所以在听到「犹太人全都是包藏祸心的骗徒」这宣传时，有人或许会想，不对呀，我家楼下那个士多的老头就是个犹太人，但他一直老实得很。渐渐地，会有越来越多人告诉你，千万不要用「犹太人里也有好人」的片面管见，遮蔽了更庞大更深层的整体真相。再后来，你甚至都不敢再说什么了，因为那些狂热的信徒非常好斗，一听到不合己意的观点，立刻就会声大夹恶地谴责你是叛徒，与邪恶的犹太人为伍。毕竟，没有人会喜欢被骂作叛徒，也没有人会愿意自己是坏人，对不对？

再发展下去，这套意识型态甚至开始冲击我们各种文明所共有的基本德目，比如说鼓动大家公然劫掠和破坏他人的财物。本来我们对私有产权就算没有一些清楚的概念，大体上也会觉得邻人天天躺在上面睡觉的那张床是人家的吧？可现在他们却说那是「从劳动人民那里剥夺回来的果实」，你身为劳动人民，当然有权处置。本来我们会相信出卖朋友无论如何都是件叫人羞耻的丑事，但现在他们却说这其实是出于更宏大目标的义举，不叫出卖，而是揭发。

当所有奠基社会的德目一一受到质疑、冲击、否定、和改造之后，终于，那最不可突破的最后底线也就坍塌下来了。为什么文革时期，就连一些还在襁褓之中的婴孩都会遭到毒手呢？那是因为他们的父母身为政治敌人，其实已经不算是人了，杀了都不能叫杀。由于这些婴儿非人所生，所以杀害他们也就没有道德负担了。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杀人，而是明智的，合理的，铲草除根的，防患于未来。

【苹果日报】我家附近有位精神状态不太好年纪也不小的清洁工，时常一边打扫地上的落叶，一边大声在咒骂着什么。别看她总是喃喃自语，偶尔高声大叫吓人一跳，她清理环境的工夫可是做得很认真的。难得清洁公司愿意聘她工作，附近街坊也待她不薄，周不时把一些废纸集合起来给她去赚些外快。最近废纸回收停顿，她的生活应该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吧。比起近日吵得闹哄哄的「港独」争论，坦白讲，我觉得中止废纸回收这个新闻的份量要重得多了。为什么香港直到现在，还会有那么多过了退休年纪的公公婆婆，要靠拾荒这样的体力劳动来维持自己的生计呢？为什么他们要用辛苦了大半天的代价，才能为自己的饭桌多添一小盘蔬菜呢？但在像何君尧议员这样的特区新贵看来，持续追击港独似乎才是今日香港的头等大事。为什么我们的城市会对自己脚底下这片土地上正在发生的真正惨事视而不见，却要执迷于一团恍如空中楼阁的幻影，并且把它描绘得越来越细致呢？回想过去几年我们走过的路，便能发现种种支撑那团幻影的执念与情绪，其来有自。

几年前，我在这里写过一篇题目叫作〈仇人也是邻舍〉的东西，内容卑之无甚高论，无非是想指出我们全都被迫要和政治立场殊异于己的人共居一城，因此我们必须理解那些人为什么会和自己这么不一样而已（再啰嗦一次，「理解」和宽容是两回事）。结果这个题目被一些朋友笑话到今天，觉得这是「大爱左胶」的典型病征，总是想劝大家要同情那最不值得同情的主张，多理解别人背后的苦衷。在一些人看来，政治上的敌人无异于杀父仇人，根本不共戴天，怎么能说他们也是我们的邻舍，又凭什么要求我们的理解？可是最近很奇怪，当年一些痛斥我那些说法「维稳」的论者居然也在要求理解了。他们不至于赞同恭喜蔡若莲副局长丧子的言论，但要批评涉事青年凉薄的人去想想，那些青年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不满，他们不满的根源又是什么？听来有点道理，但为什么你的论敌要理解这个呢？他只管恨你骂你就够了，不是吗？

我们之所以走到这一步，其中一个原因正正在于很多人不肯从自己的偏狭情绪里头跳出来，稍稍理智一点，稍稍不那么离地的去看这几年来的政治轨迹，反而放纵自己的偏见和仇恨，多推一把，将局势终于推向无可挽回的地步。

写评论不是算命，所以我一向不太喜欢预测时局走向。就算偶而为之，并且言中，也不可能高兴，因为那通常不是什么好事。2014年，人大常委会决定普选框架前夕，友人约晤，我当时就从早成昨日黄花的「D&G事件」与「内地小童旺角街头便溺」说起，谈到一套维稳政治和维稳经济正在香港出现，借着推高陆港矛盾，以民族大义和国安问题的原则展开斗争，使得一国两制渐渐变成一国一制。现在重看这篇名为〈悲见香港好大镬，搞到咁局面边个有着数〉的过时访谈，我发现证诸后来这三年多的种种事故，其基本推论还是可以不用变的。但我最大的错误，是犯上了后来《成报》的毛病，以为这多半是中间一群专吃维稳饭的，和一些靠斗争来达到政治目的的人在作祟，低估了这是既定大方向的可能。

那篇访问发布之后，照例被一些右翼本土主义者（包括后来被叫做「港独份子」的人）狠批，认为我是主张大家不要抗争，不要煽风点火，任由政权高压才好。的确，后来我还写了好一堆批判港独和右翼本土主义的东西，因为我从不相信他们这种抗争是有意义的真抗争；闹了这几年，我也从来没见过他们为自己的目标提供过可信可行的路线图。相反地，他们只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给出借口去让香港一切珍贵的价值逐步沦丧。你真的认为比起老无所依的现实惨况，富豪廉价租借官地，香港独立是个更值得大家集中全部精力去完成的一件大事吗？

但我知道事已至此，今天再说这些话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接下来，我们将会看到沿着斗争港独的主轴，社会上各个领域的变化。首先学林郑的说法，「打压言论自由和学术自主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因为违法的港独言论根本不该出现，正如内地官媒所言，几乎等同于「主张纳粹」，所以消灭它并不违背言论自由和学术自主的精神。当然青年们是会抗争下去的，尤其是像辱骂大陆同学为「支那人」的周竖峰，这类人将来还会陆续登场。说来奇怪，把港独和纳粹相提并论，本来牛头不对马嘴，偏巧周先生去年还展示过纳粹手势，正好给了一个「物证」。而且他年纪虽轻，却懂得当年地下党渗透国民党手段，叫他支持的团队派人去对家那边做鬼，好胜出中大学生报内阁的选举。尽管与者稚嫩败事，但他们这等校园斗争功夫还是叫人一新耳目，来日不可限量，必将抗争的战场蔓延到其他地方。

套句共产党的老话，哪里有压迫，就哪里有反抗；其实反过来说一样也通，反抗到哪里，压迫便跟到哪里。所以当民主墙不能谈港独了，有人就会在课堂里讲，接下来则自然是课堂上也不许讲。可是这依然不是打压学术自由，因为港独不在学术自由的范围之内。另外，由于占中已经被正式定性为港独运动，所以事实上从来不是港独，但却发起占中的戴耀廷也就是港独了，必除之而后快。再下去，就是所有支持他的学者，所有去过雨伞运动现场的老师教授，也都有同情港独的倾向，就算不逼学校解雇，恐怕也得他们自行划清界限……。

港独的范围还很有弹性，以澳门立法会选举中的新一代反建制派被人说是和港独有联系一事来看，大概全香港的民主派也都算是港独了。可不是吗？就连最「大中华胶」的教协，最近也被喉舌媒体批评，指他们要为今日弥漫校园的港独风气负责。然后，可能连所有批判大陆政局者（如台湾李明哲），乃至于反对有利于陆港一家亲政策的意见（如反对高铁一地两检），也都会惹上危害国家安全和涉嫌港独的麻烦。

顺着这些线索，限于篇幅省去中间的步骤，我不妨大胆猜测一下十年内将会陆续出现的情景：当整个香港的「常识版块」（马杰伟语）逐渐转移，包括法官和律师在内的法律界人士及组织要旗帜鲜明地反对扩大化定义的港独，自愿替所谓港独份子辩护者将会接不到工作。一切公帑资助，或者在政府场地呈示的文化艺术表演活动乃至于书籍，都要经过政审。大型企业招聘员工，必须仔细研究应聘者的政治经历和立场（例如调查他们的社交媒体），同时限制员工的政治活动。《苹果日报》关门大吉，因为少去了这一端，所以现在还勉强维持的主流媒体的政治光谱必将缩窄，完全倒向另一端。没错，还有网媒，大家还可以在facebook上头活跃。可是谁敢保证未来香港不在防火墙内呢（前阵子澳门试验性地断了半天通讯工具「Telegram」的使用，或许就是为了将来更大计划的实现）？更何况facebook急于重回中国市场，苹果公司在中国开设iCloud数据中心，要将小小香港的互联网运用大陆化，绝非想像中那么困难……

【苹果日报】挣扎了很久，不知道是不是该写这篇东西，因为我真系唔想得罪班的士司机大佬，我好惊俾人用铁通郁我，仲要见一镬打一镬。所以我还是先把好话放在前头算了。

是这样的。我曾经自封「全港的士业后援会副主席」，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坐的士，而且坐得十分频繁。坐到了路边随手招一辆，上车之后，司机大佬竟然会和我说：「梁生，我车过你七次啦」的地步。换句话讲，我都叫做识得唔少司机大佬，算是了解他们。十几年前，对我而言这甚至是项工作需要。因为那时候我在电台上班，而的士业和广播这种媒体简直就是天作之合。几乎没有一个的士司机不听电台，所以任何一个市民，不管他有没有收听电台节目的习惯，只要他坐上了的士，就得被迫做我们至少三分钟的听众。我坐的士，和司机大佬倾偈，等于就是在目标受众群中做田野调查，甚至透过他们了解其他乘客的反应。

后来我不做电台了，但还是爱坐的士。一来是因为我很忙，往往连走路去车站搭巴士地铁的时间也不愿花。二来是因为我既不开车，也不想养车。三来则是我有个不太好的习惯，几乎从来不开手机，很怪癖地只有坐的士的时候回覆来电，让车厢中电台的人声乐声做我讲电话的背景。于是坐的士似乎就和讲电话捆绑了起来，犹如被训练过的狗一听见摇铃就会联想到狗粮似的，我一坐的士就想睇手机，一用手机就想那刻出门截的士。

再后来，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在香港的时间少了，可我坐的士的时间却一点没少。我现在过几天就要来回一趟机场，往返当然还是靠的士，并且趟趟长程，车资有时候加起来可能比从前日日短途更多。如此拥护的士，又认识不少司机大佬，「全港的士业后援会副主席」这个称号，我自认当之无愧。不过，我依然不敢说自己能当这个没有注册的社团的主席，因为我知道有人比我更爱这个行业。不要搞错，那个人绝对不是见过Steve Job，但是憎恨「Uber」的创新及科技局局长杨伟雄，也不是疑似的士牌主的谭惠珠人大，而是我的朋友，食家叶一南。听说（不是听他本人说），他和的士的关系，已经发展到了见到马路对面有车都唔过去截车，偏偏要守在这一头等车经过的程度。看起来，这不是一般人所谓的以的士代步，而是走路是坐的士的无奈替代。

正因为的士实在坐得够多，所以我才觉得近日那位司机大佬用铁通威胁行动不便的乘客下车，是件迟早都要发生的事情。还记得吗？就在去年，一位义工协助庄陈有搭的士，第一架说自己「不过海」，第二架就在开车之后一路大骂那个义工，怪他带了「一件猪头骨」上车。事后庄陈有在脸书上放问：「其实点解香港慨的士司机会系咁慨？拒载、歧视伤残人士，呢啲事时有所闻，噚日我又再一次被拒过海」。是呀，为什么呢？

且看那位手持铁通，喝客人「扑爆你个头吖嗱，信唔信呀」的司机，他在事情曝光之后，接受记者采访，居然还能理直气壮，认为他拒载的那两个客人「要报警即系玩嘢啦！」；而自己的表现则正常不过，「系人都会发嬲」。由此可见，在好些司机心目中，问题不在他们不礼貌态度不好，而在我们一般人没有达到他们心目中的正常水准。他不想过海，你硬要他开车（尽管你是失明人士），他骂你难道会是他的错吗？他把红的开到元朗，你上了车之后居然还是要在元朗巡游，难道他就不能发火凶你？

这几年坐的士，我最大的感触，是我们越来越赶不上许多司机大佬心目中的正常水准了。从前激怒司机，往往是因为你要去的地方太近；现在令他不快，却又是为了你要去的地方太远。从前说去机场，几乎每一个司机都觉得是件愉快事；现在飞的去机场，有的却恨进了机场之后排队等客返市区太过漫长。我住在沙田，从机场走一趟也不算是没肉吃了吧？不，我时不时就碰见司机黑面，嫌我离机场住的还是太近；又或许怪我为什么不去港岛。为了令他们全都眉开眼笑，我是不是该搬去天水围或鸭脷洲，才叫做符合了在机场搭的士的正常距离呢？

大家都知道，在香港坐的士，凡是有一件行李放进车尾箱就要多收五块，你以为司机因此就有义务要下车帮你搬东西吗？你错了。我在机场等车，平均每两回才有一位愿意这么干。到了目的地，他们当然也不下来，你必须自己搬出行李，再顺手替他关好车尾箱，唔该都冇声（事实上，他们很有可能全程都冇出过一句声。有些时候，打从你讲出要去的地方，一直到你说该停车了，他都可以连点头的动作都不用做）。难免使人怀疑，坐在驾驶位置上的是个假人，这部车其实是辆正在实验人工智能系统的无人驾驶的士。

我不算年轻，但也不老，自己劳动筋骨当做运动也不错。但那些上了年纪，手脚不灵光的人又该怎么办呢？我试过在机场看见一位老太太站在的士身后对着几件行李发愁，走过去帮忙之余，顺便叫司机下车搬东西，结果挨他一顿教训，怪我多事。显然我在他心中又不是一位及格的人了。

正常而理想的乘客应该是这样的：能从一辆的士的外表猜出司机想去的地方，不随意招手。能够自己搬运行李和轮椅，不必麻烦司机（也就是说一个坐轮椅的人应该懂得在坐的士的时候短暂恢复行走能力）。能够在湾仔北上车过海，却果断要求司机兜去东隧再返红磡。当然，还要能在司机不太熟路的时候，自动打开你自己的手机定位系统，然后你自己真人发声导航。而最最理想的乘客，恐怕暂时还没出现，那就是上车之后能够请司机移步后座，你自己开车，到了目的地之后一边付费一边替他开门请他回座；之所以还没有这种乘客，主要是香港的法例太过落后。

话说回来，我运气算是不错，至今仍然可以碰到不少作派古典的司机（亦即一般人所谓的好司机），不只会在收费之后说声谢谢，还会令人感动地主动出手搬行李。每次遇到这类逐渐罕见的例子，我都会多俾十蚊廿蚊贴士，以表衷诚谢意。事实上，忝为「全港的士业后援会副主席」，我平常就连唔使跳咪的超短途也都会多给五元，权当道歉。有时候，司机大佬接过之后，照样不吭声，但一副「算你知机」的表情，我就知道自己离理想乘客的标准又近了一步。

【苹果日报】我不再知道应该相信谁了。假如林子健真的自编自导自演了一出大戏，狠得下手，对准自己的大腿连钉几十针，那他岂不成了香港政坛当中最勇武的汉子？整件「林子健被虏」疑案发展到这个地步，它对香港社会的伤害，其实已经远远超过原先大家所以为的「强力部门」跨境办事，或者「黑势力」自动为国效命了。因为各方为此产生的猜想和分歧，不再是简单的是非之争，而是更终极也更难化解的信心问题。事实不再称王，唯有诠释，以及诠释背后的预设立场，才是真正最重要的东西。「林子健被虏」疑案是一个症状，说明香港有病，并且病得很重。

特首选战期间，两个候选人都看到了这个问题，都说要为香港重建信任。然后新政府一上台，马上就推出高铁「一地两检」的方案来考验大家的信心。请先不要急着用鲁迅笔下的「一见短袖子」就要联想到「私生子」的中国式想像，去把反对一地两检的人先打成反中央，然后再上升到万恶港独的层次。我们可以很心平气和地来谈一谈说话究竟还算不算数这回事：为什么上一任的政府官员可以说高铁不必一地两检，现在的高官却又誓言非一地两检不可？为什么同一个人在当立法会议员的时候极力反对一地两检，今天坐在行政会议里头却又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呢？我们完全可以不碰一地两检是对还是错的问题，只是像个刚学懂讲道理的儿童一样，追问为什么你们昨天说的和今天不一样。难道你要告诉我们，大人的世界很深奥，我们将来慢慢会学懂吗？而家最紧要醒醒目目，唔好问咁多嘢。

香港人不是没信任过体制权威，问题是这种信任似乎总是一次又一次地虚掷。我还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草拟《基本法》，移民潮兴的时候，有些人就说过这么一句俏皮话：「有钱有办法，冇钱《基本法》」。但大多数没钱的人只能留下来相信《基本法》，以及早已成为历史文件的《中英联合声明》。再到六四之后，又有人说「问你们香港人怕什么，又叫你们相信共产党的赵紫阳，他自己都倒台了。你还不怕？你还敢信？」。然而大多数人还是只能相信，留在这座城市，相信它至少有些东西是不会动摇的。接着是普选议题，先是不断调后它的落实时间（也就是所谓的「循序渐进」），还累得亲建制大党修改党纲；但他们还是要我们相信，相信他们的承诺是庄严的。没想到后来他们干脆修改普选的定义，使大家赫然发现当初信过的承诺原来和他们打算兑现出来的结果不一样。你现在还想劝大家应该继续相信下去吗？还是说，是否真心相信不重要，要紧的是永远装出一个相信的样子呢？

我们也相信过廉政公署，相信过律政司，相信过法院，相信香港的司法部门和相关体系至少是中立而公正的。但是为什么同样是冲进立法会，有的轻判了事，有的还要被律政司追究加刑？诚然，犯法就是犯法，就算有再美好的理由也得承担责任。但是政府有必要在那十三名青年被判罚之后，仍然锲而不舍，直把他们丢进大牢才算心甘吗？

他们到底做了什么罪大恶极的事呢？也许一个开始关心新闻，正要接受良好公民教育的孩子会这么问。我们该怎么向他解释？是告诉他，因为他们看不惯人家新界村民宅田被毁，太过多管闲事吗？如果他更懂事一点，还知道新界有人倒泥头到废田破坏环境，而律政司从不上诉申请加刑；有人霸占官地赚了大钱，律政司根本连提控都懒得提呢？如果他知道了政府放着一大片贵人专用的高尔夫球场不碰，看着黑势力进村骚扰老弱不管，但却专挑非原居民的家园来好好「发展」。他会不会问为什么同样犯法？有人一定没事，有人就一定要重判？为什么有些权贵可以为所欲为？而弱势就只能任人鱼肉？你不必回答，他自己长大慢慢就会明白：唔关你事慨嘢，你就唔好多管闲事；有权有势慨人，总之你得罪唔起。

这种环境，正是我不少大陆朋友想要移民的理由，他们都说是为了下一代好。出国之后，孩子的数学会变得更厉害吗？当然不是。他们所谓的为下一代好，无非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在这里该怎么教孩子做人。没错，学校一定会要我们关心他人，政府更是喜欢倡导大爱无疆。是的，老师会告诉学生公正的价值，官员也每天反覆吟诵用这两个字造出来的句子。所以一个小孩当然晓得要帮助他人，关心弱者，有些时候更要路见不平，勇敢有为。那么收集汶川地震遇难者名单，想要还亡魂一个清白，因而被判入狱的那些人算不算是关爱他人？为了争取外地民工子弟就学权利，坐牢坐了四年才刚放出来的许志永，又算不算是为了公正而见义勇为呢？从扶助一个路边跌倒的老人家，一直到为了大爱而被囚这条连续线上，我们应该把界划在那一点上呢？爱要爱到什么程度才叫做「破坏和谐发展」，才叫做「扰乱社会秩序」呢？于是没多久，大家就都明白了，善良也得善良得响应号召，国家要你关怀的时候你关怀，国家要你爱到那个地步你就爱到那个地步。在这一切关于人性善良面的教育里头，最最要紧的莫过于知机，莫过于安全。在一切价值观的教育里头，最最重要的莫过于风向，因为有时候，上一个领导推崇的价值未必符合现任领导的心意。

不必冒险，不必付出代价，不赔稳赚的爱，这样的爱还能叫做爱吗？也许可以。例如近日澳洲一列华人开车上街，抗议印度侵犯中国边境，有的车子上还贴着「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的标语。这些人当中有早已宣誓效忠澳大利亚，放弃中国国籍的移民。请注意，我从不认为移了民就不能真心诚意地说自己爱中国，我只是觉得他们这种爱国正是今日中国式的爱的象征，没有风险，不受雾霾侵扰，也不为医病所苦，是种很隔离而且很安全的爱；一种知所进退，在充分计算过失利和奖赏之后得出来的爱。

我认识一位老大姐，她的爱叫她吃过了太多苦头，一辈子坐过两次政治牢，第一次是二十岁刚过，文革末期得了个参与「反革命集团」的罪名。后来这么多年，尽管可以，她却从没想过移民，顶多是把孩子送出去上学而已。但她年纪也大了，近日终于提起想走的事，而且说到这念头的时候还有点不好意思。她的理由我完全明白，无非是想在余生多点自由，那甚至不是什么言论自由、集会自由之类的东西，而是做一个正直的人的自由，就这么简单。所以我劝她：「大姐，你没欠这个地方什么了，想走就走，能走就走吧。后面就是我们这一代的事了」。（交稿之后，方知又有三位青年遭遇加刑。至此，我所记得的香港终于远去。以后就是另一种版本的老香港要重新盛大出台的年月了。这种香港强调的是醒目和灵活，而且将来还得更进一步，连在所有价值观和逻辑上头都得醒目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