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淫审处是怎么被骑劫的?——学习哈佛(二之二)

基督教是美国最重要的一股政治力量,这早就不是秘密了。美国总统布殊之所以能够连任,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福音派基督徒的大力助拳。在他经历过的两次大选之中,「道德价值」一直是最闪亮的议题。许多福音派牧师呼吁信徒投票给「一个真正捍卫美国的上帝仆人」,攻击支持堕胎合法化的民主党候选人克里。此外还有些保守的天主教主教甚至声称,凡是投票给克里的教友都该遭到「驱逐」。除了堕胎之外,这批福音派基督徒还关心下列与道德攸关的课题:干细胞研究、安乐死、同性婚姻、同志参军、法官可否在法庭呈示十诫、公立学校可不可以举行早祷会、公立学校在演化论之外能不能教授「智能设计论」等等。这全是福音派基督徒用以判别忠奸的标准,也是他们做政治决定(例如投票)的重要依据。

安徒在〈文化战争道德圣战〉(《明报》《星期日生活》,2007年5月20日)一文中说得极是,这股潮流已经溢出美国奔向全球。他直指「美国右翼福音派基督徒的香港代理人」把这种「道德圣战」引入香港,试图在港掀起类近的讨伐工程。他又提到「按照他们的理论,大众传媒原都是令社会道德沉沦的罪魁祸首,但他们并不像在美国那边,满足于在自己的教会刊物,教会礼拜的宣道场合,宣扬他们的反世俗、反大众传媒的论调。他们反而积极利用大众传媒,配合传媒的哗众取宠操作,不断制造社会道德议题,不断渲染道德恐慌」。

不过我愿意在此补充一点,美国的福音派势力也不只是在自己的地盘里活动;相反地,他们大举介入大众传媒,甚至设法渗透各种政治团体,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否则共和党就不会发生这种从东岸保守主义挪向南方「圣经地带」的宗教化转向了。而且部分香港福音派基督徒也采用了美国同道的手法,那就是「骑劫」一些公共机构,使之成为自己宣教传道的利器。

然而正如安徒所言,美国与香港的土壤究竟不同。美国向来有个相当强大的基督教背景,有许多人相信自己是「One nation under God」。所以美国现在才会出现法学家Ronald Dworkin 所说的「它到底是一个宽容不信者的宗教国家,还是一个宽容宗教的世俗国家」(A religious nationthat tolerates nonbelief ? Or a secular nation that toleratesreligion?)的争论。与之相比,香港却是一个非常世俗化的社会,基督徒的数目本就不多,福音派更只是其中一部分,他们要怎样「骑劫」社会共有的公共机构呢?其中一个办法就是利用「淫亵物品审裁处」的漏洞了。

我们知道每个社会皆有其道德底线,不能任由触犯这条底线的文化物品流通,暴露在毫无防备的大众面前。可是谁来界定这条底线呢?谁去把这道关口,决定什么东西可以流通什么不行呢?近日备受争议的「淫亵物品审裁处」就是这么一道关口了。

平心而论,淫亵物品审裁处的设置原理和运作方式要比许多纯粹由官员把持的模式好得多(例如大陆),起码它一不隶属行政部门,二是向社会公开招募负责评级工作的审裁员,三是被动审查而非主动预先检验所有文化产品。它代表了整个社会去判断什么东西是主流可以接受的,什么东西又是违反了主流价值观而应该处罚甚至禁制的。但是我们只能期盼它有一套判断方向和大原则,却不能要求它有全盘且具体的清晰判准。一来因为所谓社会主流的道德观不是那么稳定,总会因时而变;二来则是太过具体的条文并不实际,可能会过紧地管束了许多无辜的文化物品,也可能会放过了一些表面上不触犯标准但实际上有乖伦常的东西。

因此「淫亵物品审裁处」必须组成一群有代表性的审裁团,他们来自四面八方,职业背景各有不同,是整个社会的样本,代替大家去掌握社会道德的关口,代表大家去施行一组相对客观的道德审裁,所以他们的人数不能过少,更不可以全是拥有某套特定价值观的群体,因为这个社会是多元的,其成员的道德标准也不可能完全一致。

现在的问题正是我们不知道这些审裁员的录用标准是什么,也不知道有关部门在决定人选时会不会考虑宗教背景。理论上每一种宗教皆有其特定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假如香港是一个世俗化的多元社会,负责把守道德关口的这些审裁员就不应该全是某个宗教的信徒,也不可能让某个宗教的信徒甚至神职人员占去全体审裁员的较高比例。如果「淫审处」的审裁员有一定比例的基督徒,它是否也该招募合乎人口比例的佛教徒、伊斯兰教徒以及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市民呢?

虽然「淫亵物品审裁处」也知道往日审裁员人数过少,日常参与审裁工作的更只是少数成员(「源远流长」的文物戴维像当年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被评定为「二级不雅物品」的),所以大幅增加了审裁员数目至300余人。可是由于审裁工作多在日间的上班时间举行,所以真正经常参与审裁的仍然只是那些可以自由调动时间,以及特别关心道德问题也因此最有动力的审裁员。

说到「特别关心道德问题也因此最有动力的审裁员」,我们必须了解价值观最开放的人通常不是最关心道德问题的人。相反地,价值观最保守,最觉得「世风日下,道德沦亡」的那一群人才会常常感到被冒犯,从而出力捍卫道德标准。例如在美国政坛主动发起道德议题的往往不是所谓的自由派,而是右翼福音派基督徒。

现在的淫亵物品审裁员里就有这么一批最有兴趣净化道德标准的人,他们组成了「淫亵物品审裁员协会」。请注意这个协会不是官方机构,也不代表全体审裁员;但它偏偏成了全体审裁员的发言人,其主席叶国兴有时更被某些媒体误以为是「淫亵物品审裁处主席」。每一回的审裁工作都是独立的,每一个审裁员也都会在顾及审裁标准一致性的前提下独立判断。然而,这个由热心审裁员主动组织的协会一方面对外发言,令大众以为全体审裁员真有一套共通的判准;对内则以其资深成员的身分,形成一个评审传统,使法官在评审会议上要不时提醒新进审裁员「一致性」的重要。许多人都拿法庭的陪审员来比较这些审裁员,请问我们何时听说过有「资深陪审员」这种人?又何曾见过陪审员自发组成「陪审员协会」呢?

同样地,最热中去「淫亵物品审裁处」投诉的,其实也是一小部分最关心道德问题的人。就以「明光社」为例,在他们得到影视处资助的「传媒教育工作坊」里,其中一个针对中学生的活动就是模仿影视处和审裁员的工作,学习从写投诉信给影视处,到影视处决定要不要把投诉提交审裁处,再到审裁员审理投诉的全部过程。他们甚至鼓励同学撰写投诉信给影视处,以「给同学实践的机会」。历年以来,到底有多少投诉信是这样子产生出来的呢?又到底有多少物品是在这样的过程里被判为「不雅」的呢?每当遇到批评,「明光社」总干事蔡志森老是喜欢强调他们也有言论自由,而「投诉的自由也是一种言论自由」。可是,言论自由的首要目标难道不是在公共领域里交流意见,互相辩论吗?与其学习怎样向影视处投诉,为何不着重教导学生辩论道德议题的理据,向报刊投诉呢?与其主动邀请国家机器介入,为什么不积极鼓动学生和同道投书媒体,多点参与公开的讨论呢?以《中大学生报》的事件为例,同学们主办论坛,「明光社」却避不参加。难道他们认为比起面向社会公开研讨,写投诉信让三个人闭门审裁才是行使言论自由的最好办法吗?

香港不是美国,我们是一个非常世俗化的社会,我们应该尊重所有宗教所有团体的价值观;但是我们不能让任何一个团体把它的价值观强加在整个社会之上。但是现在我们却目睹一部分人怎样巧妙地掌握了现存体制的运作,发挥杠杆力量,将社会公器变成自己的「宗教裁判所」。近日投诉圣经的行动就是对这种局面的激烈反应,它一方面准确暴露了现行制度的荒谬;另一方面却激起了对抗宗教的情绪(我想这是「明光社」等人始料未及的),助长了全民投诉的逆潮。我为希望经此一役,大家都能静下心来,不要再动不动就用投诉的方式卷入国家机器,一起回归平等开放自由的公共空间。起码在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领域里,我们该尽量保持「大社会,小政府」。

【来源:明报-笔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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