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去殖还是保殖?(去殖与回归.二之二)

回顾过去10年以来的民主运动,其中一个最大的缺失就是没有把争取特首及立法会双普选的诉求接上此前各式各样的进步运动,好把自己准确定位在反殖和去殖的脉络里面。为什么争取民主也是一种反殖和去殖的运动呢?理由很简单,因为今天香港的政治及社会体制几乎在「一国两制」和「50年不变」的旗号底下完全沿袭了殖民地时代的既有安排。

这么说来有些吓人,而且十分政治不正确,因为这似乎是在暗示回归后的香港仍然是块殖民地,而北京中央政府就是新的殖民宗主了。但是大家应该把眼界放宽一点,所谓殖民绝不仅只是殖民宗主与殖民地之间的权力从属关系,还是一整套为了适应和实现这种从属关系的体制安排与组织殖民地社会结构的方式;我所说的「香港未完成的去殖」,主要就是针对后者而言。放眼他方,我们不难看到许多前殖民地虽然去殖到了一个业已独立的地步,但由于这些殖民地的遗留体制不变,所以它的不公状不只没有改善,反而还在独立的光环下更形恶化。因此真正的回归光是主权回归是不够的。

目前香港的许多制度安排难道不是沿袭自当年港英殖民政府管治手法吗?如今民主派最痛恨的立法会功能组别与只有800人的选举委员会,其背后的原则难道不就是昔时港英擅长的合作同盟吗?回首数十年来的反殖斗争,几乎每一次站在爱国力量和本土人民对立面,阻碍他们对抗殖民当局的都是些合作精英;而每一次的抗争收场之后,这批合作者都会得到一定程度的犒赏,分享到更多的权力和利益。远如1925年展开的「省港大罢工」,当这场浩荡的爱国反殖运动颓然结束之后,工人开出的复工条件里有关反殖的6项要求几乎没有一项达到目的,反而罢工期间支持港英的几个华人领袖却能晋身行政立法两局(可是许多史家却说这是罢工的「成果」)。从这个角度看来,当前民主运动所要争取的,其实就是把少数合作精英获得的权位还给广大人民。所以现在的的民主派与以前「反英抗暴」的左派根本就是同一个传统的先后传人,这个传统就是香港华人反殖去殖的进步运动了。最近,左派出身的曾德成将要「入阁」的消息传出之后,民主派中的张文光等人不只没有高声反对,反而同情曾德成当年坐港英政治牢的不幸遭遇,实在是很正确的反应。虽然这个大家共同继承的反殖传统从未被明确地梳理呈现,但大家其实都能模糊地意识到它的存在。

可惜的是,民主派不只没有祭出反殖去殖的旗帜,反而被人打成「反中」,甚至还被某些人怀疑是「英美势力的前打手」。这是为什么呢?我们不妨先把「中方顾虑」等大家熟知的原因摆在一旁,看看民主派历年来的行动方式是否也出了什么定位错失。

我们知道,民主派的支持者里有一些恐共以至于反共的市民。从他们的立场看来,「一国两制」是屏障共产党势力的最佳设计;而民主运动的重点也不是去殖,却是捍卫和落实「一国两制」的办法。直接地说,也就是只要有普选,香港就可以根本排除中央政府直接影响和管治香港的机会了。面对支持者的这种心态,民主派很难怀疑和反思「一国两制」本身是否反而延续和封存了原有的殖民体制。更有趣的是,「一国两制」从来都是中央政府送给香港人以及国际社会的信心保证,因为比起中央政府的直接管理和纳入中国的现有制度,保留港英殖民地式的体制好像更能叫香港人放心。何容纳一个另类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对正在发展中的中国而言也有实际的好处,于是「一国两制」就成了各种势力都纷纷叫好的创意了。

因此在回归以来的所有政治争论之中,截然相反的两派意见都能拿「一国两制」做文章,都声称自己才是在保持和发扬「一国两制」的真正精神。由于「一国两制」和「50年不变」成了神圣的图腾,不可动摇更不可置疑,于是香港明明有许多矛盾重重的设计,民主派也不敢批判,甚至还要本能地加以维护。

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所谓的「公务员政治中立」了。我曾经在此和前公务员事务局长王永平交换意见,指出香港这种没有民选政府的政制里根本不可能有真正的公务员政治中立。恰恰相反,香港的公务员高官向来都是在「政治中立」的伪装背后,实质地拥握英式公务员所没有的政治决策权,下着民主国家里的民选政府才下得了的政治决定。这分明就是一种巧妙的殖民管治设计,让政府顺利地「行政吸纳政治」,以公务员的程序理性手法去解决实质理性的价值问题,令香港政府显得很超然很不政治化。

可是几乎每逢触及这个敏感课题,部分民主派都会以保卫「一国两制」的名义,替具有香港特色的「公务员政治中立」辩护。他们大概没有看见,这种有香港特色的「公务员政治中立」其实就是所谓「行政主导」的精髓,把绝大部分的政治权力交到以高级公务员为主的政府手中,让他们拥有凌驾性的裁决地位。

最近有两件事最能体现这种体制的特点,一是前阵子有市民投诉《圣经》不雅,把关的影视处可以单方面决定不把它立案移交淫审处,这不就是一个政府机关的权力比由市民构成的单位还大的例子吗?另一个例子是30多名委员组成的古物古迹咨询委员会通过皇后码头为一级历史文物,但民政事务局长却能独自决定不将它提请立法保留。在还没有高官问责制的年代,民政局长这个位子就是公务员的了。他们既能决断这等关涉基本政治价值的事务,又怎么能说是政治中立呢?说穿了,这是种和「咨询政治」配套的措施,假装下放权力给各种市民组成的中介机构,最终的实权其实还是在政府手中。港英殖民管治的特色之一,就是让市民感到它是中立超然的,一切只不过是按照「既定程序」办事而已。

回归10年了,我们理应重检香港政治和社会的一切现存制度,找出殖民地的遗留产物,分析它们有多少不合理的地方,又有多少不公正的现象,然后开展真正的去殖工程。香港人追求的民主普选,也应该坐落在这样的去殖运动之中,才能看到它的真正意义。我们不应该把民主诉求的目的看成是排拒中央政府的手段,看成是种恐共心理的最终安慰;而是要彻底告别充斥着种种不公平的殖民体制。然而,我们却往往在「一国两制」的名义下走上了「保殖」的道路。至于本来最痛恨殖民体制的「左派」,与最应该大谈去殖的中央政府却何以对去殖不置一词,反而在这时刻专攻「人心回归」的问题呢?我们下回再谈。

【来源:明报-笔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