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公投自杀

不知为甚么有一个地区的居民突然全都迷上了生命意义的问题。他们不只躲在家里沉思,而且还在街道、商店和公园这些公开场合里热烈讨论做人有甚么意思。日复一日,这个小区的上空彷佛蒙上了一层阴影,大家都活得非常沉重,甚至生无可恋。终于到了忍无可忍的那一天,这个小区的主管部门提出了一个惊人的方案,与其继续沉溺在无边而磨人的争论之中,不如以实际行动解决大家的痛苦。

甚么实际行动呢?那就是以公投的方式去决定全体居民日后的生命走向,要不是忘掉这个问题然后行尸走肉般地生活下去,要不就是集体自杀一了百了。

这叫不叫民主呢?假如我们宽泛地把民主界定为一种集体决策的方式,那么全民公投当然是民主的。可这又算不算是一种合理解决问题的办法呢?那就要看它想要解决的问题是甚么了。如果这个小区的公投结果出来,五成多的居民选择了自杀,剩下那四成多的居民是否也该遵照民主原则跟去死呢?当然不能,因为我的生命是我自己的,再怎么讲究民主,也不能让其他人替我决定做人活到底还有没有意思。

这个例子当然很极端很荒谬,现实里不可能有机会出现。可是我想用它说明的道理却能用在一件最近发生的真事上,那就是北京酒仙桥「危改拆迁」的全民公投事件了。

话说居民迁拆是近年中国面对的一大社会问题,许多矛盾和冲突都来自政府和发展商的权力过大,而最受影响的居民根本没有说话表态的机会。其实整部人类城市空间发展史就是一个权力分配与斗争的历史。在现代市场经济的笼罩底下,那些建筑应该拆掉建新楼,那些人可以住进城中心,几乎全是国家机器由上而下的「神目式」(God’s view)规划观与资本的逻辑来决定的。但是到了上世纪的七十年代,有居民参与的规划方式开始在西方兴起。许多城市都有成功的经历,既能民主地解决权力分配的问题,也能在维护老区和城市更新之间找到平衡之道。今天的中国,最宜大规模地引进这套发展了数十年的规划方式。

然而酒仙桥这个北京有史以来最大的「危改拆迁」工程里,发展商和当地政府部门却破天荒地想到了「全民公投」这一招,让居民决定要不要接受当局提出的方案,是该搬还是不搬。很多人都说这只是「表面民主」甚至「假民主」,把原以为会博得一片掌声的当局骂得十分不堪。

在我看来,这还不是民主真假的问题,而是投票这种决策手段适用范围的问题,例如个人房产的归宿到底可不可以让包括我自己在内的集体来决定呢?在这个问题的背后,我们会看到一个更深层也更根本的概念,那就是权利。现代权利观包括了一篮子的基本人权,其中最核心的自然是一个人对自身生命和身体的自主权,由之派生的最重要权利则是财产权了。但在民主运动史上,财产权起到的作用反而更大。英国大哲霍布斯构思的契约论,就是假设人民为了维护自己身家性命和产业的安全,才愿意把部分权力转让给君主与国家。而在实践上,现代民主强调的人人平等则源自罗马法有关财产的规定,中古封建时代延续了这套规定,保证拥有田土的领主也拥有相应的司法地位和政治权利,使得后来逼使英国国王签署《大宪章》的贵族们有理有据。总之,财产权是种核心人权,不能被人用「民主」的方式削夺,因为它正是民主的基础之一。

因此酒仙桥危改事件是个上好的教科书案例,让大家上一堂人权课。

【来源:都市日报-兵器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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