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Lost in Translation

你要一个作者谈谈谁对他的影响最大,通常不用多长时间,他就能数出一个甚至一连串作家的名字出来。已故的王小波比较特别,不只介绍了他最喜欢的法国作家杜拉斯,还把中译杜拉斯小说的王道干也一并算上,认为这位老翻译家也是令他认识「文字筋骨所在」的老师。

说的也是,大部分人看外国作品都是靠翻译,我们学到的异域思想多半是说中文的,而且是一种特别的中文,既有中文本身的语言筋骨,又有一种全新的陌生感。久而久之,潜移默化,读者自己的视野和中文的世界就会挪移扩大,渐渐生出各式杂花异华。到了最后,与其说我们从外国名家的身上直接得到些甚么,倒不如说我们从翻译那里中介转口了一套崭新的资源。因为原文与翻译究竟不同,有时甚至是两码子事。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文化热」,一大堆西方思想论著涌入中国。当时的读者能够读到世上绝无仅有的韦伯,例如他那本着名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只有中国人才知道这位社会学祖师爷曾经兴致勃勃地谈过大炮,因为译者把书里「经典」(Canon)一词译成了「加农炮」(Cannon)。

另一个例子是政治哲学大师罗尔斯的《正义论》,他时常谈到社会里的「搭便车」(Free-rider)现象,也就是一些不必付出但捞足好处的家伙会不会坏了制度设计的原意。可是中国读者会发现这个哲学家虽然关心正义却很厌恶自由,因为中译本把free-rider译成「自由骑士」。

想想看,我这一代的中国学生对西方思想世界的了解是多么地独特?又多么地有中国特色?难怪有些外国学者感到困惑,同样的一本书,咱中国人的解读硬是别具创意,与众不同,莫非真是文化差异的缘故?

如今中国出版市场之庞大远非当日可以想象,翻译的速度更是越来越快,有时竟快到了同步出版的地步,也就是中文版与原文版同时推出市场。又有些受欢迎的畅销书,人家才出没几个月,我们就动员了一整支翻译机动部队把它集体汉化。可想而知,表面上我们是与世界并轨了,其实这还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像王道干先生那一代的翻译家,要是活在今天简直就不用混了,竟然要用几年才译得出一本书。时代毕竟是进步了。

【来源:都市日报-兵器谱】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