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从「港独」到「人心回归」

既然香港的政治体制和管治手法基本上和殖民时期没有太大的分别,而这套体制又是如此明显地不公正不民主,何以当年曾经与之激烈对抗的「爱国人士」不坚持斗争下去?中央政府又为什么不欢迎打出民主旗帜的去殖运动呢?这个问题我们已经争论过很多年了,而且答案简单得让人觉得谁再问下去谁就是笨蛋。

可是仔细再想,这个问题又未必那么愚蠢,答案也不是那么简单。

查良镛先生前一阵子公开评论香港民主进程问题,他说:「大陆没有民主,香港就没有民主。」这番话肯定教民主派大为反感,但是司徒华先生难道不也曾多次表达过类似的意思吗?在我看来,这种说法其实非常准确。原因不是什么民主政治观念在中国的传播和深化问题,而是很现实的制度考虑。

我已不只一次在此说过,「一国两制」不是种永久的建制,而是有限期的临时措施,一般认为它的期限就是50年。为什么我们天天说「一国两制」如何被落实了,却很少去问从今算起的40年后的远景呢?按照《基本法》,香港最终是要实行行政长官及立法会双普选的。假设这个目标在2012年或2017年实现了,那么2047年后又该怎么办呢?如果「一国两制」像个有期限的罐头到期了,是把香港的特首换成非民选的市长加上市委书记,将已经普选的议会变成现有的人大会议?还是届时内地省市级别的行政区域也推行了某种形式的双普选呢?

除了这等体制变革的复杂理由使得中央政府不愿香港在民主普选的道路上走得太快,另一个理由或许就是张炳良前一阵子所说的「港独」了。对许多港人而言,港独是很不可思议的天方夜谭,大家更不明白追求民主和港独怎么会拉上关系。可是从北京的角度看来,这种担忧却是很实在的,而且一直与香港的民主化联系在一起。

例如被誉为香港战后第一次政改试验的「杨慕琦计划」,曾经是香港开展民主进程的希望。过去一直有个传闻,说这个计划遭到当年中国政府的激烈反对,因而胎死腹中;可当时的伦敦真的就会为此却步吗?还是因为考虑到日后管治的难度与刚刚上场的冷战所带来的复杂国际局势呢?尽管这个传闻的可信度不高,但北京的态度仍有蛛丝马可寻。10年前为了迎接回归,中央电视台拍过一套大型纪录片《香港百年》,里面是这么描述「杨慕琦计划」的:「让华人参政并非杨慕琦的终极目的,这位港督曾开诚布公地宣称,『杨慕琦计划』旨在培养港人的所谓归属感,即抵制回归中国,心甘情愿留在英国统治下。但即使是这样一个居心叵测的改革,只因表面带有民主色彩,最终还是难逃被束之高阁的命运」(见王宏志:《历史的沉重》页115)。这也是内地文献关于「杨慕琦计划」的一项共识,即任何带有民主色彩的政治都会强化港人对香港的认同感,从而使他们抵制甚至抗拒回归中国。同样的想法,也出现在彭定康政改方案引起争论的时期。当时中方也认为「如此发展下去,几年后英国是『还政于民(港人)』而不是『还政于中』」(见前引书116页)。换句话说,香港的民主化从来都有「港独抗中」的危险,因为民主政治必然会让选民更加认同他们选出来的领袖以及这个地区,而非(不经选举产生的)中央政府和整个国家。所以03年7.1游行的口号「还政于民」才会叫部分「爱国人士」这么紧张,因为这等于是港独意识的浮现。所以每当民主派有人赴外游说,希望国际关注香港民主问题,都会惹来勾结外国的谩骂,因为这让人想起杨慕琦和彭定康这些英国人的「阴谋」。

因为「一国两制」的未来演化,中央对港独和失控的疑虑,以及众所周知的中共政权特质,故此香港在政治体制上的去殖不只难有寸进,甚至难以启齿。剩下来的唯一出路似乎就是「人心回归」了,也就是「亲中派」总是试图叫大家信服的——「要民主就要先认同自己是中国人」。所以推动爱国教育和国民认同绝对不是无关民主宏旨的事情,恰恰相反,它是民主化的必要步骤。「亲中派」相信只有在香港人百分之百地认同自己的国家之后,中央才能打消对港独的恐惧,双普选也才有一点实现的希望。问题是香港人真的不够爱国也不够认同自己的国民身分吗?虽然有许多调查指出仍有不少市民认同自己是香港人多于中国人,也有许多学者(例如马杰伟)从各种角度精细地阐释香港人抗拒中国认同的原因;可是我以为这并不算一个太严重的问题,甚至可能像陈冠中所说的,是个「伪问题」。因为这类调查并没有深入探讨受访者在何种层次上定义「中国人」与「香港人」,你拿这组问题去上海调查,说不定也有部分人会觉得自己是上海人多于中国人。人的身分认同是多层面的,国籍与城籍的认同不一定是冲突的,正如一个人不一定硬要在母亲与妻子这两种身分上排出先后不可。

毋庸赘言,以移民为主的香港社会一直保有某种中国人的身分自觉。和某些至今仍在市面流传的内地书刊所说的完全不同,殖民地教育根本没有教香港人认同英国效忠英国。在殖民统治末期,伦敦更几乎像一个不存在的首都,而香港则是一个看不见殖民主的殖民地。当时绝大部分的学生都学过中国历史,反而教授英国史的学校则如凤毛麟角(如果有的话);随便在街上捉一个人来问,有多少人知道什么叫Magna Carta, 又有多少人听过Oliver Cromwell呢?这正是殖民统治的精髓,基本上不去触碰香港华人的民族意识,也不积极推行国民教育,如此方能维持统治者的中性色彩,便于管治。到了六四事件这次香港的「民族主义复兴运动」之后,港人的民族认同更被推到了另一层次。

所以在香港搞爱国教育,如果光谈中国历史的伟大和文化的光荣,其实是件很无聊的举动,因为香港人大都不会对中国历史一无所知,更不否认自己是中国人。现在的爱国教育好比我的父亲每天早上都要提醒我:「你要记住,你是姓梁的,你的爸爸也是姓梁的,你爸爸的爸爸还是姓梁的……」假如我的父亲天天这样教训我,我一定会带他去看医生。我们又为什么老要教一群中国人去认同自己是中国人呢?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种认同是否少了一层国民认同的层次呢?香港人的爱国是否只是一种文化上的感情(所谓「血缘」感情其实也是文化建构的成果),而非包含政体在内的政治社群认同感呢?我想大部分人都觉得事实的确如此,但原因除了老生常谈的历史因素之外,其实还有一个更现实的制度条件,那就是「一国两制」造成的隔阂了。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两会期间,几乎全国新闻媒体都把有关新闻放在最显著的位置,只有香港才会把它丢在「中国版」,排在港闻之后。不只如此,大部分港人恐怕也弄不清楚两会到底在讨论些什么。由此看来,香港人似乎真的很不关心祖国,把自己城市芝麻绿豆的小事看得比全国瞩目的争议还重要。然而,两会谈出来的结果对香港又有什么实质影响呢?几乎没有。再重大的中央决策其实也跟香港人的日常生活无关,取消农业税影响得了香港吗?通过物权法呢?修改纳税人个人报税办法呢?所有这些最影响内地百姓最切身的政策变动都影响不了香港。既然大家根本活在截然不同的体制底下,又怎可能产生真正休戚与共的政治社群归属感呢?就算教导学生认识国情学习国家法令和制度,他们也只不过是「得个知字」。香港人明明还活在一套殖民体制支配的社会里,但中央政府却对彻底去殖的民主运动深怀戒心。它害怕港独,害怕香港人的国民认同感太差,于是特区政府和亲中派想方设法搞教育。但文化历史教育对许多港人而言沦为了重复得令人厌倦的套话,真正实际的政治认同教育却受限于「一国两制」变成了一种不及身的知识。这真是一个充满讽刺意味的历史困境,大家10年前谈的是「主权回归」,现在讲的是「人心回归」,而「去殖」就一直卡在中间进退不得。

【来源:明报-笔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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