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不讳直言(民主与勇气之二)

曾经有段日子,我迷上了古代希腊的一切,甚至到了自修古希腊文的地步。可是,花在那些典籍的时间上越多,我就越是觉得迷惑,那些远古异邦人的世界就和他们留下来的文字一样,晶莹如一只在阳光下折射出重重虹彩的棱镜,只是我找不到任何可以穿透进去的入口。便说民主,雅典的骄傲,从那时到现在都有人在无穷地记述与论说,表面上看早已讲得清清楚楚,但仔细再想却又总是令我捉摸不定,感受不到那些言语对应的现实。例如雅典人喜欢在谈论政治的时候强调勇气的重要,但这勇气又不是从军上阵的勇武,而是与民主相关的「公民勇气」(或可译做『平民勇气』)。几个世纪之后,西塞罗更干脆把勇气界定为一种「公民美德」,认为这是良序共和不可或缺的元素。但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民主为什么会和勇气有关?又为什么今天的政治学者和哲学家在分析民主的时候都不大把勇气当成要紧的概念,而古希腊人却要再三申说它在民主政治当中的角色呢?

以今人角度臆想,大概会以为勇气主要是争取民主过程里的要素,即所谓鸡蛋面对高墙时的勇气,又或者对权力道出真相的勇气。没错,雅典人确实是将勇气与言论自由连在一起谈的。就像傅柯在《无畏的言谈》里所说的,讲真话总是要冒险的,甚至是生命的危险;在希腊人看来,没有风险的言说根本就不够格叫做「真话」(parrhesia)。放在政治背景底下,一个人说真话竟要背负这么大的风险,可见这个社会大概不是个民主社会。

好比「犬儒」狄奥根尼(Diogenes)与亚历山大大帝的著名对话。面对着不可一世的帝王,坐在地上晒太阳的哲人竟然不起身不抬头,好整以暇地讥讽道:一个人自称国王,就好比一个小孩赢了游戏,然后替自己头上戴冠一样,幼稚可笑。看见亚历山大一身发亮的盔甲,哲学家又比之为懦夫,说这是心有畏惧的表现,一个心怀怖畏的人又怎能称孤道寡呢?不只傅柯把这番交谈当成无畏真言的范例,古典世界一样普遍歌颂狄奥根尼的勇气,认为他既勇敢又机智地击倒了世界的王者。

这是一个帝国里的故事。在帝国之内,自由自在地以言辞挑战帝王,自然需要勇气。但在一个像雅典这样实行民主政制,公民享有言论自由的城邦里头,为什么他们还要念兹在兹地大谈民主、言论自由,以及勇敢等三者之间的关联呢?

我知道,那是因为自由的公民可能还是会害怕真话将起其他公民的反感。例如先天口吃,却以口含石子诵诗苦练雄辩术的大演说家狄摩西尼(Demosthenes)便曾说过:「我觉得自己要比你们那些鲁莽的政客勇敢得多了。……他们做那一大堆事情,并非出于勇敢,反而只是想为了自己的安全而赢取大众的欢心罢了。但一个人要是敢于反对你们的偏好,从不为了讨巧而发言,纯粹想推动城邦整体的利益的话──这人才是真正的勇者,而且他还是一个有用的公民。」

也就是说,即便是在民主的雅典,无畏的言谈也还是危险的,因为它或许会令人不快。尤其是违逆大众意思的话,虽然你以为那是你的真心诚意,可人家却会因为你的真诚而排拒你、鄙视你、辱骂你。最极端的程度,甚至可以为你带来杀身之祸,就像苏格拉底那样。

不过,苏格拉底之死毕竟是个不寻常的案例。一般公民平日在一个月四次的公民集会上头发言,是用不着担心生命安全的,他们唯一需要挂虑的,顶多就是惹人嫌弃和排斥罢了。既然如此,雅典人又何必那么严重地把这种忧虑上升到「冒险」的程度,将不讳直言模拟于战场上的无惧牺牲,煞有介事地大谈勇敢与自由言论之间的关连呢?

让我们回到当代瑞士内亚本塞州的州民大会,看看Diccon Bewes在《Swiss Watching: Inside the land of Milk and Money》里头说的一个故事。有一年,全欧洲的媒体都跑来采访这个著名的州民大会,因为当年会议上头有一项能够给他们带回去填充国际花边新闻的辩论,主题是天体健行。原来这么保守的州也有人喜欢上了裸身于山野之间的爽快,人家穿戴齐全装备登山,他们则一丝不挂地享受树林里的清风,两者遭遇得多,难免就要生起冲突。于是有人就提出立案,禁止游人赤裸行山。这场辩论为时甚短,投票结果也和大多数人所料想的一样,大比数地否定了天体健行的自由。

但这事最有趣的地方不在于是次投票的主题,而是那少数几个主张天体健行权利的州民。就在镜头之下,就在全州公民的注视之下,那几个人举起了手,公然表明自己的立场。在他们身边的,可能是自己的亲戚,可能是邻居,是工作上的同事,是教会里的弟兄姐妹。这一下子,他们的特殊爱好表露无遗。他们会不会自此遇到异样的眼光呢?在小区大多数人都站在自己对立面的时候,他们怕不怕引来闲话,甚或遭到歧视呢?不要忘记,这是全瑞士人口最少的州,全部人口不过一万多人,所有人认识所有人,所有人看着所有人长大变老,乃彻彻底底的熟人社会。在你认识你熟悉的绝大多数人都反对天体健行,都觉得这种行为很伤风败俗很变态的情况底下,你敢不敢当众举手,让他们知道你的爱好,让他们发现你真正的立场和本色?

这或许就是民主雅典的必要元素──「公民勇气」了。雅典的公民人数只占它全部人口的十分之一,而且三权不分,人权观念也不如现代健全。如此一座城邦,直接民主往往也就意味着全部公民都可以管治全部公民,个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可以拿来让大家投票决定。于是许多公共决策都会涉及到一个个体的偏好,趣向,以及真正关乎「我是谁」这个重大问题的神圣领域。很多时候,一个人真得有莫大勇气,才敢公然反对那些你熟知的伙伴,使他们得见你的真容。

难怪汉纳.阿伦特在谈古希腊的公共领域时要这么强调勇敢:「勇气,甚至是胆识,已经表现于一个人离开个人私密的场所,彰显与暴露个人之自我,展现自己是谁的特质。……公民离开家庭,目的便是踏入险境,以成就荣耀之事业,而较单纯的目的则是奉献自己生命于公共事务……任何人一踏入公共领域,首先得有冒险的准备。所以勇气乃是政治美德的表现。」

在公共领域之中发言,在她看来,「等于能够展现自己,被他们看到,听到。对希腊人而言这是一种依附于公共生活的特权,在自家私人范围内就没有这种特权,不会被人看到或听到」。而行使这项特权,你是需要勇气的。

从前我读这些论述,总以为他们谈的是一种概念的、抽象的东西。如今我才明白,他们所谓的「公民勇气」原来是这么地具体,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现实。

【来源:苹果日报-普通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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