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中层读物

从去年开始,我在香港书展里的身份变得不一样了,不再只是一个普通的读者,甚至也不只是什么讲座的主持人,而是一名参展商。既然是参加书展的出版者,自然要利用机会好好宣传公关一下,除了不知廉耻地霸占这方寸之地,我和拍档们也想办法约来一两家媒体做采访。其中一条照例要答的问题是「你们为什么要搞出版?还有什么书是其他人不出的呢?」。其中一个股东蔡东豪不知怎的谈起了sports writing(姑且译作「运动写作」吧),他说:「整个华文世界好像都不多见,希望将来有一天我们也能找到好作者,出一些sports writing」。怕记者听不懂,我还帮忙解释了几句。不是瞧不起我们的记者,而是蔡东豪所说的「sports writing」真是一种本地华文读者会感到陌生的体裁。常看美国报刊NBA报道或者追读英国足球杂志《Four Four Two》的,就一定明白,那其实是种说故事的方式。把一场球赛说成一则故事,以叙事的结构勾勒出比赛的戏剧,它是报道,它是评论,但它首先是个任何人都看得懂的故事。如果写得好,它更是任何人都会喜欢的故事。有时候,特别是在影像纪录匮乏的时候,我们甚至是凭这些文字去记住一场赛事,一支球队与一位巨星,令他们成为传奇。例如张伯伦攻入一百分的那场球,有多少人亲眼看过?又有多少人是透过那些生花妙笔才感受到了当时场边观众疯狂的情绪,地面的震动与在空中挥洒的汗水呢?

香港没有「sports writing」,是因为报纸的体育版不能挪出那么大的篇幅去让作者舞弄文字,也因为我们的体育记者或许根本没想过自己其实是个作家。我们要的和我们看到的,就是数据、数据以及数据,比分多少?球是谁攻进的?何时?如何?而文字则不过是安放这些数据的必要之恶罢了。再拉远一点看。过去有些前辈教导新手写作,总喜欢叫他们看美国的《Time》和英国的《The Economist》,目的不单单是学英文,也是学一种文体。尽管这两份刊物的风格大不相同,但放诸本地,它们的差异也只是家族差异。这个家族很大,连sports writing也是其中一员。简单地说,这是一个属于记者的家族;一种聪明的,有文化的,阅读量够大,态度认真严肃,但文字轻巧讲究的记者,他们写出来的东西就像前面所说的sports writing,是种「学到古仔」。随便去书店逛一圈,不难发现许多挺不错的书原来都是记者的手笔。例如英国的名记者Will Hutton去年尾出了一本谈中国现况的书,叫做《The Writing on the Wall》,就颇受好评。再如曾经任职《南华早报》文化版的Victoria Finlay,写过一本谈颜料历史的《Colour》,也是部有趣的著作。这都不是专业的学术研究,可也不媚俗讨巧,而是针对common reader的中层读物,好看易读,但不失智性的乐趣。我知道很难,有很多现实的限制,我们也未必能够达成目标,但是我们搞一家出版社就是想专门出这种书。它们一定不是什么名山巨业,亦非最受大众欢迎的畅销书。介乎五百册销量的诗集与两万册的少年时尚指南之间,它们或许有机会促成板块的移动。我所说的板块移动,是假设整块图书市场就像一片地形,上面有最平坦的草原,也有最高耸的峻岭;如今山上有几株奇珍异卉,但草场上的人看不到;如果地壳受到撞击,平原会不会被挤压突起,变得更加接近那曾经高不可攀的大山呢?假如我们大家都能多出一些好看的中层读物,香港读者会不会因此更有机会摸到那些曾经只有五百人阅读的巨构呢?

【来源:苹果日报-牛棚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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