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禁书的路线图

「国际笑话」已经成了香港书展的特色,要是哪一年没有闹出「国际笑话」,香港书展就不算是香港人的书展了。今年的香港书展也不负众望,开幕第一天,影视处职员就禁掉了一本叫做《爱情神话》的文史著作,理由是它的封面登了一幅西洋油画《丘比特与赛姬之初吻》,画里头的丘比特和赛姬都是裸体的,不宜儿童观赏。

书展里有关道德的议题还不止这一桩禁书事件,三联书店替曾经写信给特首请求准许安乐死的瘫痪病人「斌仔」(原名邓绍斌)办了一场新书座谈会,主题就是安乐死。

座谈会嘉宾之一,统领全港公立医院的医管局主席胡定旭在会上公开赞同安乐死的合法化。这两件事表面看来风马牛不相及,但它们其实是相关的,它们不只反映了香港人处理道德争论的手法,更能让我们看到香港人如何理解政府与个人之间的关系。

首先让我们来考虑禁书事件。影视处已经不是第一次闹出这种笑话了,从十几年前的《新人》雕塑要被罩上围巾,到后来更出名的《戴维像》被判「二级不雅物品」,影视处不只没有半点改进,其处长郑美施近日更公开表示他们的职员没犯错,只是有待检讨而已。为什么同类的事情会一再发生?为什么一再有艺术品只因人体裸露就会被认定不雅?除了影视处的保守落后,除了他们的职员受到的教育和训练不足之外,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理由可能就是市民的支持了。

就以这一次的《爱情神话》遭禁事件为例,我们可以在传媒的报道里发现,尽管绝大部分的受访市民都不赞成影视处的做法,但还是有一两个人会觉得那些西方名画确实是不雅的。数日前,我在另一份报纸的专栏里批评影视处职员该接受通识教育,翌日即有读者投书说:「一本配上大量裸体的书是艺术还是淫秽,社会上仍然存在极大的分歧,所以该(影视处)督察的行为,也未必是梁先生所说的过敏或可笑,可能有人会认为他的行为是去保存香港仅存的一点传统道德观念……本人认为,接受了通识教学的人也可以强烈地认为该书伤风败德,甚至视公认的艺术品为道德堕落的象征。通识教育的目的就是鼓励更开放、多角度地思考,包容不同的意见。」(《都市日报》2007.07.24)

我们应该如何面对这样的反应?应该如何处理不同意见乃至于不同价值观之间的分歧呢?

早在1927年,鲁迅就曾写过以下这一段名言:「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象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是否直到如今,中国人对于身体还是如此敏感呢?

与其简单地斥之为保守反动,我们需要的是更深入更自觉的反省。其实不接受裸体艺术也可以是有道理的,比如说我们可以争辩,艺术与道德的分野只不过是种西方人的习惯,而且还是个相当晚近的现代现象;中国人不必然要接受这种区分,我们可以坚持把属于道德范畴的善恶判断加诸艺术身上,而不轻易追随西方,把艺术视为一个自有其自律性(autonomy)的独立领域。我们甚至还可以援引当代美学理论和晚近艺术史的研究,指出艺术和色情的区分并非如现代大众所想的那么绝对,就算米开朗基罗的《戴维像》其实也充满了「色欲」(erotic)的张力和暗示。

问题是那些觉得「公认的艺术品为道德堕落的象征」的市民有提出过这些辩解吗?没有,他们只是「觉得」裸体淫秽就够了。按照同样的逻辑,我们也可以「觉得」一张山水画很淫秽,而不用提出任何理据。事实上,我们的社会从未就裸体艺术的禁与不禁开展过一点严肃的讨论。10多年来,永远重复一方指摘对手保守落后可笑,另一方则自称要尊重少数人感受的口水循环。

很多论者都指摘香港社会的道德保守,在我看来,这不只是保守,而且是道德上的犬儒主义,也就是不认真面对任何与根本道德价值相关的讨论,尽量避而不谈。即使是谈,也只不过是那种「你有你的观点,他有他的角度」式的各自表述,表述完了也就算了,除了再次证明香港是个「多元社会」之外,一无所成。

我们再来看看「斌仔」的例子。其实他提出的安乐死问题是个非常重要的严肃议题,很值得社会以至于立法会认真思考。可是3年多前当「斌仔」致信特首一事曝光之后,我们只见舆论一面倒地和稀泥,又是名人们老调重弹地为他鼓励打气,要他热爱生命;又是社会各界纷纷送暖,要他好好做人。怎料3年后的今天,「斌仔」还是坚持「我要安乐死」,经过之前那堆温情泛滥但肤浅空白的陈腔滥调,「斌仔」的呼声实在是一次反高潮。只是他这回现身说法有效吗?能够改变香港的道德犬儒主义吗?恐怕很难。尽管胡定旭非常有勇气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公开支持安乐死,但是也没有多少人愿意跟进讨论。至于政府,当然就是以一句「社会还没有共识」虚掩过去了事。

「社会共识」,这4个字真是可圈可点,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东西是有「社会共识」的呢?就连人类是否真的上过月球,大家也还没有共识,何安乐死!偏偏香港人最喜欢的就是「社会共识」,安乐死是否可行,歧视同性恋算不算犯法,什么时候可以有普选,全部都要到社会有共识为止。在没有任何「社会共识」之前,我们只能用哄小孩的方法告诉自己,香港真是一个多元社会,有各种不同的意见,然后让斌仔继续等下去,让书展每年继续出禁书,直到天荒地老。

「社会共识」不是一个自然存在的对象,更不是一部只要等待它,它就迟早会来的列车。我们不推进辩论,不勇敢地突进道德议题的论战,社会要等到什么时候才会对裸体艺术和安乐死有共识呢?

在这种恹闷的胶状底下,那种只要我觉得败德就是败德的道德保守派自然会大占上风(这种保守和一般社会政治哲学上所说的保守极为不同,它是一种从感觉出发,又单纯地回到感觉,拒斥任何理性思辩的道德立场)。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政府和公务机构长期浸淫在一种从政治中立的原则衍生出来的价值犬儒的文化氛围里,他们不敢也不能主动介入道德价值的纷争(所以安乐死要等社会共识),他们只能被动地满足市民。更简单地说,他们就像一个商业机构,尽量接受市民的投诉,然后好好满足市民的需要。所以谁去投诉,谁就是赢家。

我不相信社会对「一本配上大量裸体的书是艺术还是淫秽」真有「极大的分歧」,问题只在于哪怕只要有一个人觉得它淫秽,他就可以跑去影视处投诉。然后影视处的职员就不敢妄自凭常识判断投诉合理与否,而要客观地按章办事,将一幅西洋名画定为「二级不雅物品」。至于其他不觉得那本书有问题的多数市民,就只能坐视自己的自由被硬生生地剥夺了。

那位投书响应我的读者非常准确地表达了香港这类保守派的虚伪,他们一方面利用投诉而非辩论的方法粗暴地夺走了其他人的自由,让想看《爱情神话》的读者看不到书,让想看足本《秋天的童话》的观众看不到完整的电影;一旦受到攻击,他们却又反过来以受害者的姿态要大家「开放、多角度地思考,包容不同的意见」。现代社会坚守言论自由的理念是为了要形成更活泼也更能令人长进的公共辩论,但在香港,许多人却把言论自由这种「公共物品」理解为消费者的私人权力,将它扭曲成了投诉的自由。他们不打算包容其他人获取信息的自由,却要大家宽容他们投诉的自由。

至于影视处这类公务机构,更早更就被港式保守派的投诉文化驯养成了一头乖巧的警犭。即使还没有收到任何人的投诉,当他们获邀去书展巡查时也会自动带一颗战战兢兢的敏感心灵,尽忠职守地找出很可能会被投诉的书籍,事先申禁,这才叫做为市民做到最好的服务型政府。

此外,像《爱情神话》这种书在一般书店是不会有问题的,为什么对象同样是0至100岁的普罗大众,书店不去主动邀请影视处检查,书展却要这么做呢?理由就在于书展的主办者贸易发展局也是一个深恐投诉害怕违法的公营部门,比起私营书店经理,他们的职员不见得更保守,他们只是更想避免价值争论和由此引起的法律诉讼罢了。

只要有一个人「觉得」裸体画淫秽,直接跑去投诉;只要影视处戒惧地严守本分;只要贸发局谨小慎微地邀请影视处在书展开幕前巡查会场,一张完美的禁书路线图就会出现,书展的「国际笑话」,自然会年年闹下去。而绘制这张路线图的墨水则是香港那极度扭曲又极度虚无的道德犬儒主义,认受性成疑因而不敢在道德价值问题上展现领导气魄的政府,加上一群怯于公共讨论勇于举报投诉的市民,就是这种墨水的最佳生产商。

【来源:明报-笔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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