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敌友之辨

福斯特(E. M. Foster)曾经说过:“如果我必须在背叛祖国和背叛朋友之间抉择,我但愿自己有背叛祖国的勇气。”面对这样的抉择,无论怎么决定,确实是需要点勇气。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欧洲人曾经以为自己活在一个未来只会愈加美好的黄金时代,至少他们拥有一个跨越国界的泛欧文化圈,来自不同地方的文人、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往来频繁,相互砥砺。然而,战火一启,狂热的民族主义就裂解了这个群体,有人被迫沉默,也有人投靠群众和国家,背向往昔知交。这时候,奥地利文豪茨威格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致外国的朋友们》,一方面祈求停战,另一方面则向友人宣告自己的情谊绝不因战争而改变。他说,将来“只要有机会,我一定要和你们一起重建欧洲的文化”。如此举动,自然引起攻讦无数,许多奥地利人都说他是通敌的叛徒。不久,和奥匈帝国交战的法国也出了一个“叛徒”,那就是大作家罗曼·罗兰。他简短但坚定地回覆茨威格:“不,我永远也不会离开我的朋友。”

尽管我很钦佩这些人的勇气,也在感情上认同他们的选择;可是,我还是忍不住要反过来推想,当时那大多数为了政治理由而弃绝友情的人就一定做错了吗?因为政治立场和意见的分歧,离开甚至攻击友人,会不会也是一种很有道理甚且很高贵的表现呢?于是,我又回到了这个老问题:政治究竟有多重要?它的分量是否重得过友谊?

我曾自问,之所以常见政治判断凌驾其他价值判断的情况,“会不会是我们所面对的政治一方面庞大如巨兽,决定了我们生活的所有;同时又出现了根本的道德问题,使我们在作为人类的各种意义上沉沦失位;乃至于政治就是最首要的存在处境,容不得半点错失,更加不能当成天气话题开玩笑呢”?当政治力量仍然深深介入所有国民的日常生活之中,会常令人有无所逃于天地间之叹。

于是对这个力量和它形成的体制之性质的判断就是个顶重要的事了。假如我们默默活在其中,循其规制而行,不作异声,这岂不与共谋无异?难怪有不少朋友要为此翻脸了。在他们看来,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实在是最最根本的道德问题。一个出言肯定,甚或出力维护的人,不可言交。

且脱下中国以及华人社会的具体情境,说不定我们还能在一个更抽象更普遍的层面上,找到些支持政治判断为人生首要判断的理论。我想到了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大概是整个二十世纪最惹争议的思想家之一,号称“第三帝国的桂冠法学家”,曾替希特勒颁布紧急命令以夺权的行动背书。但是,这位极右分子却同时也是近数十年来欧美左派再三致意的学术巨人,颇视之为隔代知音,纷纷撰文阐发其微言大义。这几年,施密特红到了华文世界,照样还是极左极右两端都很欣赏的思想源泉,替他们攻击自由主义的炮火提供了不少弹药。所以我的朋友,知名的自由派学者刘瑜,就写过一篇《今天您施密特了吗》来嘲讽这股潮流,成为一时话题。

出于道德直觉的差距,本来我对施密特许多名言(例如“在敌人与朋友之间,不存在自由的问题,只有暴力和征服”)背后的论述也不太有兴趣。

可是勉力认真读过两年之后,我就觉得刘瑜和一些好友对他的解读与轻蔑,未免有一点点草率了。因为施密特确实对自由主义和民主宪政提出了些十分关键的挑战。太复杂的东西不说,就看他在《议会民主制的危机》里头这一句:“要选择基督还是罪犯巴拉巴,他(一个自由主义者)会提议休会,或是任命一个调查委员会”,真是犀利得很。

朋友重要,还是政治重要?要是把这个问题丢给施密特,他大概会觉得这根本不是个问题,因为他对政治的界定就是那有名的“敌友之分”:敌人还是朋友?这是政治判断的首要问题。他指出,审美领域关心的是美和丑的区别,道德领域关心的是善和恶的分野,经济领域关心的则是利与损的计较;而政治之所以不同于人生这所有其他事务的地方,就在于它只在乎敌人和朋友的不同。这里所指的敌人可不是情敌、商场上的对手,或者学术活动中的论敌这类在私生活中结下梁子的仇人;而是相对于“我们”的“公敌”。换句话说,要谈政治首先就得弄清楚谁是我们自己人,谁又是“我们”这个群体之外的他者。在施密特那里,他者往往是指一些生存方式和我们不一样的人;不只不一样,他们甚至还要否定我们的生存方式,和我们站在对立的位置。什么民主、自由和法治,都只能在先弄清楚这个区别之后才好拿出来,都只能施行在“我们”这个群体之内。对着那些跟我们完全不一样到互生敌意的人,你怎能跟他“民主商讨”?简单地讲,政治判断的第一步就是要划出我群的范围。

光是和我们不同,这还够不上是真正的敌人。真正的敌人是不同到互生敌意的一个群体,他们威胁我们的生存方式,很可能会从根上抹除掉我们的存在,所以我们才必须成为政治性的“我们”,才成就了一个如国家般的主权实体,以保护我们的生命与我们所珍视的生活方式。

而且人生在世,敌意难免,政治必须永远预设战争爆发的机会,永远不能排除彼此“屠杀肉体”的可能。因此,政治当然要比审美、经济,甚至道德还重要。毕竟,保存生命才是这个世界的第一法则,而政治领域则掌有人类生命“生杀大权的正当性”,关乎我们的身家性命。可见在美丑好恶,利益盈亏,以及善恶是非的判断之上,你死我活的敌友政治决断最为根本。

说到这里,我想起友人刘瑜曾在她的文章里头问过一个很合常理的问题:“谁来辨别敌我以及怎样辨别敌我呢?希特勒揪出了犹太人和共产党员,斯大林揪出了富农和托洛茨基分子,我们曾经揪出了地富反坏右,为了继续讲政治,下一步我们该按什么标准揪谁呢?”不过,“标准”恰恰不是施密特关心的重点。按照我的理解,一个详密穷尽的定义范围在他而言根本是不必要的,要紧的是关系和意志。生活中任何其他领域里的对手,无论是经济上的不同阶级,还是聚居中的不同群落,本来或许还不叫做敌人,但只要他们对待彼此的敌意累积到了一个不可协调,无法辩论,务求彻底压服(甚至不惜消灭)对方的地步,他们就进入政治决断的领域里去了。这种敌友之别没有任何客观标准可言,只能由身处其境,真实感受到那种敌对气氛的人群自己判定,其他无关人等再怎么妄加标准和定义,都只不过是无关痛痒的“离地”空谈。

依照这种思路,或许可以推论,一个朋友的政见与我不同不打紧,但他若是干脆站到了“敌人”那一边,站到了那些想要否定我群生存方式的人们中间,那我就只能把他也当成敌人了;不管他和我做过多少年生意伙伴,也不管我们是不是有亲戚关系,因为政治是人类生活最重要的范畴。所以施密特曾经强调,私仇大可原谅宽容(比如说原谅给我戴绿帽子的人,甚至杀了我全家的世仇),面对公敌则必得征服(而且要做好血洗对方的准备)。换句话说,一个在政治上背叛我群的朋友就再也不可能是朋友了。或许这也就是为什么希特勒在他部署的“长刀之夜”行动中杀了施密特的朋友,而施密特还要称赞那是“最高正义”的理由了,正是大义灭亲。

不太美丽,但是现实,想当年南斯拉夫解体,邻居、同事和朋友在短短几天之内不就是这么成了兵戎相见的血仇?虽然不尽苟同,但施密特种种看似违和的说法,于我至少是个有意思的挑战。既然要理解为了政治反目的现象,不妨就先给它找到一套至为极端至为周详的理路,至少我把这当成有趣的自我对话。

【来源: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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