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八、九点钟的太阳

所有的社会运动都与转化有关,它转化的不只是社会的肌理、结构与世界观,它更直接地改变了运动参与者自身。有时候,往往是很多时候,一场运动无法达成它的目标,好像什么都没变过;但它却扎扎实实地改变了运动里的人。

说到人,我们常常听见好些社会运动里的人物说出一些很宏大的目标很高远的理念,但这些人为什么会接受那些理念追求那些目标呢?他们一定是先具备了某种人格特质,有自己的偏好、欲望甚至缺陷,才会认同一场社会运动然后投身其中。要探视这林林总总的个人条件,我们不能直接地问他们为什么要来,更要问他们在运动前后的变化,以及在运动中得到的东西。否则他们给出的答案说不定就只是那套崇高理念与远大目标的不同变奏。

我很怕做访问,因为嫌累,但是编辑一找我访问这几个「本土行动」的年轻人,我几乎就立刻答应了。理由之一是我支持他们保卫天星码头和皇后码头的行动,而且我也认识他们。理由之二是媒体大规模的报道很容易就掩盖了个体的身影;而这些人,这些年轻人,我以为是很有希望,很值得大家去认识的,就像毛主席说的,他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七月三十一号那晚,皇后码头热闹得简直像个旧生会派对,从庄陈有与黎则奋开始数下来的四代积极社运分子都来了,大家都被这股晨光的热力吸引,一个个走去为绝食中的三名青年打气。似乎正好应了「本土行动」最喜欢谈的那句话:「我们要寻回香港被压抑的抗争传统」。有一个后来当过传媒高层的「老鬼」甚至对朱凯迪说:「唔驶惊,几时无饭开就call我懐啦!」除了一堆「老鬼」,当然还有许多熟悉的脸孔:黄毓民、马家辉、杜耀明、吴俊雄……老人家一多,意见自然也多,可即说过要请吃饭的那位「老鬼」说得好:「我懐意见就梗系好多,不过你千祈唔好听我懐老点。路要自己行,错要自己犯过,接下来才有打胜仗的机会。」

这组访问的目的,就是要看看这四个青年自己走过的路。唯一的遗憾在于为「皇后之役」出过力的人实在太多,绝不限于「本土行动」,这四个人更不能说是代表。事实上光是清场那天被警方抬出来的人群里就有不少特地赶来的市民。所以我们不能把这四个青年当样本,他们就是他们自己。

道德感召的力量——陈景辉

在4位受访的青年里面,我最早认识的是陈景辉,他的年纪也是这4个人里最小的。他是我老朋友杨秀卓的学生,非常聪明好学,说话也非常有条理,那时候刚在牛棚书院遇见他就觉得这个小孩前途不可限量。不是吗?才十多岁的年纪就喜欢啃一大堆大部头的学术书,遇到任何生活上的小事都还保持覑一股童稚的疑问(只是到了他这年龄,我们称之为「批判精神」)。我喜欢他,或许是因为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很相似,后来我还听到有人称他为「小梁文道」,甚至在访问他的现场,也有路过的朋友指覑我们笑:「乜你两个咁似样」。但是我心里清楚,我们是不同的,因为他做到了我做不到的事;当我还在单纯地使用大脑计算与谋策的时候,他已经走上人格修炼的境界了。

梁:对你自己来说,整个运动的转折点是什么?

陈:我觉得是去年12月我们开始冲进天星码头工地现场的那一刻。最初我们只是很静态地展示标语,弄些很艺术的东西来抗议,单纯地表达意见;但是当我们进入工地,爬上推土机之后,事情就变成了「直接行动」(directaction)式的社会运动了。这个变化的意义在于之前我们只是表达意见,希望和政府对话,可是后来我们发现政府根本不理会你,也不回答你的问题;于是我们就得直接用身体去阻挡它,拉住它,叫它停手了。

梁:你在这个转变里的角色是什么?

陈:当时号召大家冲进去的就是我,如果政府开始围板动工,我们就收队散去,我们到底来干什么呢?如果政府完全拒绝对话,你就自己收声离开,那一开始你又何必要来呢?

后来提出转移阵地,进驻皇后码头的并不是我;但我相信这是很重要的,只有这么做才能显示出我们的意志与决心。很多市民在过去几个月看见我们在此露宿,都会说:「顶住!年轻人,我懐支持你」。假如我们只是报纸上点东西说说话,不一定会有这种效果,也不可能聚了这么多人过来,整场运动更加搞不下去了。

后来我决定绝食,也是希望呼唤更多的人出来,不只是路过的时候替我们打气,而且是加入我们。你们不是称赞我们有毅力吗?你看我们都已经开始绝食了,你还不能多走两步吗?

梁:所以你定位自己运动的呼唤者?

陈:也可以这么说,我记得有一个特别尴尬的经历,龙应台问我们香港可曾有任何一次抗议能够改变政府,结果大家七嘴八舌,有人说七一拖延了23条立法,有人说别的东西,但就是总结不出什么经验,好像没有什么可以总结的模式。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我们有那么漫长的抗争历史,但我们究竟少了些什么,使得社会运动那么不显眼,那么边缘?我很想探讨一种新的社运元素,找到一种新的政治生活。

梁:你的意思是什么?

陈:在我们刚开始绝食的时候,劳永乐医生开玩笑地对我们说:「爱尔兰共和军绝食能够绝44日,香港人?三四天就不行了」。我觉得是个很大的问题,为什么从事社会运动的人不要求自己的身体和意志?难道我们不用磨练自己的体格、毅力和气魄吗?香港社运史上不乏正义感和道德感很强的人,但除了少数例外,似乎不容易找到一能够感召人的模范与榜样,比如说像甘地那种人。

所以要不就别绝食,否则就要彻底地绝食。因此我们在绝食的时候连葡萄糖水也不喝,还被朋友责怪呢。更有不少人叫我们别乱跑乱动,节省气力;叫我们定个期限,接力绝食。但我就是要在绝食的时候还站出来和别人说话,就像平日一样地向来访的市民解释我们的看法,让他们意识到眼前这个讲道理的人是正在绝食的人,而且是清场之前无限期绝食的人。

去年12月我们闯进天星工地,我和另一个朋友爬上推土机挥旗,他本来悠闲很随意地那么站覑,可是我说:「站直点,挺起胸膛,我们一定要很有力地挥舞我们的旗帜!因为我们是有信念的人,我们要让市民看见我们的决心!」。

世贸组织部长级会议在香港召开的时候,韩国农民的表现就很令人震撼。我还记得那天晚上我们被赶进了湾仔的马路上,四周布满了防暴警察,气氛十分肃杀。他们本来应该很疲倦很绝望了,但是我看到那几个轮流负责挥旗打气的人竟然还是那么地果决,还那么地有气魄。我想我们一直缺乏的就是这股感召力了,你未必同意他们的主张,可是你不能不佩服他们,不能不尊敬他们。道德和正义是要透过活生生的人去表现出来,去让人感受得到的。这不只是一两位领袖才要具备的气质,还是集体的精神力量。

在人群中书写自己——邓小桦

我以前访问过邓小桦,当时是以介绍一个年轻作家的角度去介绍她的。她年轻、活跃,时常哈哈大笑,动作的幅度比笑声的音量更大;但她始终是一个作家、一个诗人。而她的诗,抒情内向,她用我形容另一位作者的词形容她自己的写作「室内的忧郁」。

然而在整个保卫皇后码头的行动里,我们更常发现邓小桦是个拿覑扩音器对警察高声喊话,不时创作别致宣传口号,与四出联络友好的「公关」。

作家与社运搞手这两种身分当然没有矛盾,恰恰相反,有不少杰出的作家都是积极的运动分子,也有不少献身社运的人能写一手好文章。不过我还是很想透过邓小桦去理解「文艺少女」(假设她还能够被称做「文艺少女」)与社会运动参与者,这两个角色之间那具体而实在的连系。

因为你要所以你可以

梁:你的写作经验对这场运动有帮助吗?

邓:我猜这会让我比较敏感一点吧,能够关注平常不为人注意的人物与细节。同时,或许,我可以用更有感染力的方式去表达去说话。反过来看,其实我这一辈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出生的作者通常是比较内向的,有种「室内的忧郁」。但运动总是群体的,而群体却是有压迫感的,不一定可以由你那么自主。还好我们在「本土行动」里面做任何决定都是不投票的,就算有分歧,也是一直谈下去,直到产生一个共同的倾向。在这个过程里面,个体要学懂的就是怎么去感觉群体中的那股flow,那种走向。

你玩过「大话绳」吗?这感觉就有点像玩「大话绳」,你有主动的机会,有调控绳索牵动对方的能力;但你也不能完全掌握这些机会与能力,你必须感觉对面传过来的力量以灵巧地牵引它。

梁:你角色是什么?参与了这次行动之后,整个人又有什么变化?

邓:我的角色大概就是帮忙安排点人手调配,有些像以前做编辑。至于自己的改变,坦白讲就实在不多了,从大学到现在,我看不出自己参加过的社会运动为自己带来了什么结构性的变化。嗯,也许我个人变得更果断,反应也更快了。此外,我对陌生人的耐性增加了,因为每天都要设法说服路过的市民;可是对朋友的耐性却又降低了,因为耐性是有配额的。

梁:我记得你以前说过,写blog也是一种工作,你似乎很认真地对待博客的写作。这几个月里头还在写吗?

邓:还在继续。而且它也好像成了运动工程的一部分,我可以用博客这种特别亲密而个人的媒体去和其他人建立关系,用一种不同的方式去告诉那些比较文艺的读者与团体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甚至说服他们。

梁:露宿在这种地方,还可以读书写作吗?

邓:当然要读书!「进一步」十周年那10本小书我都带来了,甚至连阿尔杜塞的《哲学与政治》和董启章的《时间繁史.哑瓷之光》也是在这里啃的。在这种半露天,人来人往的喧闹环境底下看书真是考功夫,有很多很多的干扰。而且我怕热,对自己的汗水敏感,皮肤一敏感就全身痕痒,很不好受。这一切条件都要求我必须具备更高的集中力。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件好事,因为平常我们读书写作总是要在一个很安静很舒适有冷气的环境里面,缺乏这种锻炼机会。我不敢说自己是否变得更集中了,但我基本上已经可以应付这里的环境了。就像那句老话:「因为你要,所以你可以」。

梁: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有挫败感吗?

邓:我已经习惯挫败了。在香港搞文学本来就是不断挫败的事。可是我觉得很有趣,香港文学却一向很少处理失败,更常见的主题是失落。可能是因为作家很少有抵抗的经验,你不抵抗自然就谈不上失败,剩下的只有失落。参加运动就很不一样了,抗争与失败都是实实在在的。因此这也帮助我拓展了自己写作的领域,就是试覑去书写挫败,一种可以和其他人共享相通的挫败经历。

不会说话的发言人——朱凯迪

「本土行动」保卫天星及皇后码头过程里,最让我吃惊的一个人就是朱凯迪了。为什么?因为凡是认识他的人都知道,这个高高瘦瘦的年轻人十分十分地害羞内向,而且说话有点结巴,怎么转眼间突然成了一个行动派?还当上了整场运动的发言人呢?

有媒体「揭发」他在念书的时代本是个文静内敛的小男生,自从去了伊朗留学回来,才变成一个可怕的激进人士。这是非常有趣的说法,好像要暗示他在什叶派的老巢接受过伊斯兰革命传统的恐怖训练似的。虽然我挺喜欢这么传奇的故事,但可惜我们都知道,即使在他从伊朗回来之后,他还是那么地文静,害羞甚至自闭。

为什么他会变成一个香港社运史上最不善言辞的发言人(但很多前线记者又很喜欢他,觉得他可爱)?更重要的是在一堆能言善道的示威者之中,怎么会选中了他当发言人呢?

学校拆尿兜你也要生气?

梁:为什么你是发言人?

朱:其实我真的不太懂说话,你也知道,我很孤僻,每次见记者都当做是自己在独白。我比较擅长独白。

梁:那为什么是你呢?

朱:进入天星工地之后,记者都来了,大家都觉得要找一个人出来说话,于是就你眼望我眼,看谁的样子比较适合。阿周(周思中)不愿意,其他人也不愿意,大概觉得我做过记者吧,于是就推了我出去。其实一开始也不是只有我一个,陈景辉与我都是发言人,但自从我开始在天星工地绝食,记者们就很自然地聚到我那里了。本来陈景辉是比较适合的,他说话比较有逻辑。

梁:这倒也是,就算不绝食,你的样子也很像一个饥民了,挺有说服力。但为什么接下来都是你呢?

朱:嗯,其实我也不是不能说话,只是要看情绪。要是感情到了,我就会说得很流籝。

梁:你的情绪是怎么来的呢?你对皇后码头很有感情吗?

朱:这要从我的过去说起,我本来就是一个很孤僻的人,总是对其他人忽略的老东西老环境特别有感觉。我中大念书时副修中文,你也晓得中大特别强调道统,我们的老师很喜欢说:「鲏,你们要记住自己的传统,我们的师祖就是国学家×××先生」之类的话,这种有历史有传统的感觉很好,让我觉得自己有来由有过去。

图书馆的书背有借书卡,上面会记覑一些借过这本人的签名,例如李天命这些名人。我有时候还会搜集这些借书卡。

梁:那不是偷吗?

朱:但它们已经没有用了呀!现在借书还书都是用bar code,借书卡只是种还没有除净的废物而已。说到偷,我还偷过崇基图书馆的旧桌椅呢。当年他们把一堆待弃的书桌和椅子搬到一间没多少人使用的阅览室,堆成一堆。不知道为什么,我看了就觉得生气,觉得它们很可怜,那么好的木家具。

你还记得吗?崇基图书馆男厕的尿兜是很古怪的,上窄下宽直到地面,不算很实用。校方重新装修的时候把它们都打烂扔掉,我看了就愤怒。

梁:连拆尿兜你也要生气?

朱:我气的就是为什么你们连尿兜都不放过。

梁:……所以你就把这种对老东西的依恋移情到了天星码头和皇后码头身上了,但你和这些地点有过任何关系吗?

朱:当然有,我中学的时候老在大会堂图书馆看书,那时还常常经过卜公码头。我很喜欢中环这一带的海滨,在整片璀灿明亮而现代的灯火之中,它们像一块没人注意的,untouch的空地,自由自在,任何人都可以来到这里喘一口气,休养生息,那是种很美的事物。对了,我觉得老东西就有这种美好氛围,包围覑你,使你感到舒适。它们就像图书馆的老桌椅,校园老树树荫底,没有人监视,也没有太多的规划,学生可以窝在里面做梦,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我觉得一座城市也该有这样的暗角,也该有这种美好。卜公那边没了之后,我特别不想回到曾经熟悉的中环。但是皇后码头还有这种规管比较少,不受干扰的自由感;不太光鲜也不华丽,但是很舒适,非常美好。老东西除了让人觉得有根,最迷人的地方就是有这种使人自在的舒适感。

梁:所以你对皇后的码头的感情是很私人的感情?

朱:是的。但我觉得这份美好又是很多人都能分享,也都应该有权分享的。所以我才会在某天突然想起「为下一代保留此地」这句口号,我真的相信这句话。

进入事件的中心——周思中

我去年才认识周思中,但我在好几次绿色和平的行动里面都见过他的身影,印象中他一直都是社运的积极分子,而且他还和许多更年轻的活跃人士一样,即便是绿色和平,也嫌它太「巨型」太有组织太有程序了。于是他离开了绿色和平,加入了独立媒体这个时常支持各种社会运动的蚊型传媒。可是当我和这个皮肤晒得黑亮的小伙子谈过之后,我才发现他从前不是这个样子的。

梁:你自小就关心时事吗?

周:其实我以前只不过那种很寻常很闷的男生,世界只有球场那么大,除此以外什么都不关心什么都不感兴趣。可是中五之后去了另一家中学,正巧图书馆有个很友善很肯教人的Miss,所以就常在图书馆里消磨课余的时间,翻翻报纸读点书,同时也开始听大班和毓民的节目,渐渐变成了一个对主流政治能够侃侃而谈的人。后来升上中大当然读政治,一心追求更多的政治学知识;但在学生报碰到一班哲学系的家伙,才发现自己学的东西还不够「批判」,于是毕业之后就去了岭南念文化研究,最后更加入了绿色和平。

梁:在整个运动里面最难忘的是什么呢?

周:有一个场景特别有趣。去年12月12日我们闯进天星工地之前,简直就像一帮乌合之众,三两个散兵游勇或者站覑或者蹲覑,无所事事地举覑标语牌,有车经过就闪开。我们把一条铁链围在工地外面,但它就像我们一样,有气无力地垂在地上,很不象样子。

梁:哈哈,你不是做过绿色和平吗?应该很有经验才是呀。

周:大佬呀!绿色和平每次行动前有briefing,会计算拍摄角度和视觉重点,我们这群人怎能相比?

说回那晚的行动,自从我们进入工地之后,情就完全不同了。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在工地里面是要有安全装备的,我们什么都没有其实就已经触犯法例了。那种感觉是前所未有的,从前我只是个站得很远的观察者。就算后来参与了社会运动,你的分析再精准,说话再有力,你还是在外围的,别人也不一定要睬你。但是那天晚上我们大伙站在推土机旁,站在镁光灯下,你的任何一个行动选择,即使你站的位置不同,也都会带来不同的后果。我从未如此接近过事件的核心,好像所有动作都直接影响最终的结局,事件的原因和后果之间的距离变得非常短非常短。

梁:你的感觉如何?是不是很有种被「充权」(empowered)的感受?

周:感觉十分地清新,与做咸鱼完全不同。所谓「咸鱼」就是摊在地上任人宰割,完全无力改变自己的命运。可是这么接近事件的中心是有代价的,就像有一张balancesheet,你得到多少就要付出多少,获得力量是有代价的,你要为自己的行动背负所有的责任。平常我们做个普通市民当一个旁观者,是不用付出代价的,但也因此什么都改变不了。

梁:事到如今,会不会觉得挫败?

周:当然会!尤其清场那天早上回家睡了一觉,回来之后竟然就封路进不去码头现场了。太后悔了!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件事很重要,那就是怎样总结经验,回述这段故事。例如当我们开始进驻皇后码头,在那里露宿之后,我们才发现这个地方原来有这么长远的历史,而且是个被压抑的抗争传统。数十年来,这里发生过那么多可歌可泣的集会、示威和游行一切加起来比起保卫天星码头时所说的那种「集体回忆」要复杂得多有力得多了,远远超出了所谓文物的历史价值。我们要想办法把我们捍卫皇后的故事接上这个传统,透过它说出一种不一样的香港故事,描述一种不一样的香港人。

数十年来,香港人不只是殖民政权下的旁观者,他们不只是顺民,在他们之中还有一批主动的,想要改变现实的反抗者。假如我们能够清楚地传达出这个版本的香港故事,我们就不算彻底失败了。

【来源:明报】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