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香港良民考

「香港良民考」是一个在明报连载的评论系列,我希望在这里总结自己对于主流论述中呈现的一种香港人类型的思考,归纳其他评论家和学者的相关说法,以便于我们在日后呼唤另一种香港人主体性的工作展开。以下文字经过修改,与原载情况略有不同,请大家留意。

一.刁民与良民

拙作〈时间站在我们这边——给林郑月娥的一封公开信〉刊出之后(《明报》2007年8月2日),幸蒙曾钰成先生垂注,在亚洲电视的评论节目《你有理讲》花了好几分钟响应。他先是说:「唔睇梁先生篇文,我都唔知道原来守住皇后码头班年轻人咁有料到喎」,然后对准我说朱凯迪懂波斯文这点,推论「原来要懂波斯文才有资格谈保育,那么全体立法会议员和全港市民都不能谈保育了」。最后,他还加了一个按语:「既然全港市民会波斯文的人这么少,那么是不是就不用搞普选了呢?」

我相信凡是看过拙作的读者都知道我的逻辑绝非要先学会波斯文才有关心文物保育的资格,聪明的曾钰成先生自也不可能误会这点。我猜他多半只是想用他一贯的幽默手法带出另一个很重要的论点:「本土行动」这帮年轻人的理论太过深奥了,所以市民大众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因此市民大众也就很难同意他们的行动了。本来曾先生意在调侃,我是不应该很不识相地认真响应的,可是他这番言外之意却又很值得引申探讨,所以我们最好还是从他的说法开始,研究一个对香港社会而言相当重要的课题。

执笔之际,马力先生因病去世的消息刚刚传出。在香港「爱国爱港」的阵营里面,马先生可说是出类拔萃的英才,他的离去不禁令人替这个阵营的未来担忧,到底「青年民建联」培养的接班人现在身在何处?整个「爱国爱港」阵营又有没有认识到新时代的价值观,对它有个确切的掌握呢?就以近日的「皇后码头事件」为例,《文汇报》的周八骏先生也已经看到「政治代沟」的问题了(见《文汇报》07年8月8日),民建联呢?多年以来,蔡素玉议员从树木的保护一直关心到海港的规划,而「娴姐」陈婉娴投身九龙衙前围村的重建问题更是少说也有10年了,为什么拥有这两名女将的民建联不只抢不到近期热门的「保育」议题主导权,甚至还给人一种反对「保育」的印象呢?何以这两位议员都曾表态支持「本土行动」捍卫皇后码头的主张,最后却分别在立法会财务委员会的关键投票上弃权和缺席呢?假如我像曾先生一样,衷心盼望「爱国爱港」力量的壮大,这时候恐怕就不会把时间花在报端一篇作用不大的文字上了。

其实曾先生还真说出了许多人的心声,有不少市民都觉得「皇后码头事件」很无聊。因为这个码头既不优美也没有太过长久的历史,更何况保存它还会阻碍发展,使得中环的交通更为堵塞。不过,只要稍稍花点工夫看过「本土行动」及其支持者的文章,就该晓得不仅填海修路与保存码头没有冲突,这座不太起眼的建筑更是别有一番历史价值。关于历史价值这点,支持政府的市民自然可以提出不同的看法,让大家辩论一番。然而又有很多人和曾先生一样,觉得对方的说法太过玄奥抽象,脱离了一般大众的理解范围。

回顾整个讨论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一些反对保存码头的论者与对这个课题不感兴趣的市民,其实都没有认真看过听过另一边的论据,所以真正严肃的论争几乎从来没有发生过。原因到底是「本土行动」的说法太深奥,还是大家不愿意去听呢?我同意叶秋兄的意见,「保育」一方的确没能成功地把论点包装成容易消化和售卖的信息(见《明报》2007年8月3日论坛版)。可是,我们也不能完全抹煞根本不愿意去听另类意见的可能。

为什么我们参与辩论,但却不愿去聆听和理解对手的论据呢?先撇开复杂的心理因素不谈,是不是因为我们已经先把守在皇后码头的那群年轻人看成了不用理会的「搞事分子」呢?在香港这块地方,大家很习惯地把示威集会的人当作「有破坏没建设」的搞事分子,动辄批评他们的行为太过激进失去理性。用张健波兄和马家辉兄的字眼,这种人通常也叫做「刁民」。反过来说,不上街不「搞事」不和政府对龃干,最多偶而写信投诉的则是「良民」了。比起激动的「刁民」,「良民」不只守秩序,而且还天然地有理性。既然「良民」是理性的,早被预判为不理性的「刁民」的道理还用得龃听吗?所以我们在整场「皇后码头事件」里最常听见的一句批评就是「都唔知班友搞乜,系度搞搞震阻住晒」,一方面不知道那班人在搞什么,但另一方面却又可以肯定他们是破坏大局的滋事分子,这不是很奇怪的逻辑吗?

曾钰成先生那番话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他一方面似乎在代表市民大众中的「良民」说话:「我都唔明你班人讲乜」;同时则在这种代表关系上用言语反过来塑造了典型香港「良民」的形象。这也是我们很常见的论述方式,也就是让自己先和普罗大众挂钩,再把普罗大众形容为一种既听不懂深奥大道理,也不愿意去听懂它的普通人。在过去数十年来,这类「我读得书少,唔好呃我」的普通人形象不断重复出现在媒体之中。谈到文化艺术,固然有一些本身饱读诗书的大人物常把「唔好玩深奥,啲香港人唔明」奉为金科玉律;至于复杂的公共事务,同样有很多政客和意见领袖喜欢把香港人说成一种只是关心个人生活,不想管「政治」更没兴趣去了解它的冷漠「良民」。我不怀疑这种「良民」是昔日香港社会的主流,但我们也应该小心这种「良民」的形象是怎么被塑造出来,乃至于被认定是主流的。曾先生那番言论就是一个很好的示范了,他没有正面响应对手的论点,却把注意力放在怎样拔高对手的形象,将他们描述成一群脱离大众的「知识分子」(很有趣的是这4个字对很多香港人来说是贬义词),然后再自比为普罗百姓的一分子,以便制造「你的道理没人要听」的效果。

为了丰富我们对这类「香港良民」的理解,我还可以再引用另一个例子。在各种批评「本土行动」的声音里面,有一种常见的说法是这样的:「中环旧邮政总局和利舞台不是更有保育价值吗?为什么你们当年不站出来,现在却要去皇后码头搞事呢?」回答这个问题最简单的方法自然是强调年纪的差别,现在主张保留皇后码头的年轻人当年要不是还小,就是根本还没出生;除非有时光机器,否则你怎样叫一群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去守卫早已拆卸的邮政总局甚至尖沙嘴火车站呢?

但这个问题更有趣的地方在于提问者似乎不反对保育的重要,他只不过觉得还有更重要的东西应该被保留下来罢了。我建议所有抱持这类想法的人都该拿这个问题反问自己:如果利舞台、邮政总局和尖沙嘴火车站那么美好那么有价值,为什么当年我不发声捍卫它们?为什么当年我不站出来呢?可能的答案之一就是当年我们并不看重保育的价值。没错,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人,在有机会为利舞台的保存做点事的年代都没有走出来,所以它只能在一片惋惜声中消逝远去。然而这正好也证明了保育确实是个新观念新价值(起码对香港的主流社会而言),所以它是下一代人的目标。

然而,更值得反省的是假如问这种问题的人当年就很怜惜旧建筑旧空间,为什么那时候他没有试着提出过反对的意见?为什么不愿意以行动抗拒当局的行动呢?事实上,这种问题正好折射出「香港良民」的另一种性格,那就是不要妄图改变现实,更不要反对当局的作为。如果政府设有某些上达民意的渠道,尽管它的效用成疑,我们也应该好好配合。如果政府并没有就着我关心的议题广开言路,那我就只好默默认命,承受失落。总之我们不能在一切现存的机制以外说太多话,搞太多行动,否则我们就不是「但求搵两餐晏仔」的小市民了。

二.小心政治

在最近扎铁工人的罢工浪潮里,最常听见的其中一个评语就是「慎防政治化」了。什么叫做「政治化」呢?原来只要有工会介入,而恰巧这些工会又是参与选举的政党性组织,这就叫做「政治化」了。为什么我们要小心「政治化」呢?据说是因为工人的诉求一旦和政党拉上了关系,一旦变得「政治化」,事情就会变得更复杂,更不容易解决了。虽然没有多少人能够说得清楚事情为什么会变得复杂,也没人能仔细说明它到底如何复杂;可是这种言论我们却听得很顺耳,因为我们香港人都很不喜欢「政治化」的东西。

为什么誓保天星码头和皇后码头的「本土行动」能够得到这么多的同情,即使是立场截然相反的政府官员也不得不称赞他们的热血呢?其中一个理由是他们够「单纯」,所谓「单纯」指的就是没有政党背景。如果这件事的搞手不是一群自动自发的市民,而是政党或相关组织,它就不可能得到那么多的关注和同情了,因为它会变得很「政治化」很复杂。

问题是假如扎铁工人的罢工没有政党甚至没有工会的参与,它就不算是政治了吗?有些论者建议政党应该缩手,留出空间让政府去周旋,难道政府的介入就不是政治吗?

进而言之,直接让工人和商界去谈判难道不也是一种政治吗?更准确地说,一个有工会组织工业行动的环境,并不比一个没有独立工会去带头搞事的地区更「政治化」(例如内地);它们只是不同的政治罢了。一个容许工会活动的地方与一个不容许工会活动的地方的差异,不在于前者有政治而后者无政治,却在于两地政治的不同。政治,总是和利益的界定与分配有关。在一个工会相对自主的地区,有人代表工人的利益,使得权益的分配斗争变得比较复杂也比较均衡。在一个压抑工会发展的地方,工人的利益也连带地被压制了,这时它的利益分配游戏会变得比较简单但也比较偏颇。

过去10年以来,有不少商人都嫌香港变得太「政治化」,发展速度快要比不上上海等内地大城市了,最明显的例子是土地的取得不再像以前那么容易,动辄就有人出来干扰反对,阻碍从前易如反掌的既定程序。可是放眼全世界所有发达国家,有哪一个地方的土地收购程序是像香港这么简便的呢?有哪一个地方的政府是像香港这么倾向商界的呢?就以近年相当受香港小资欢迎的东京六本木山为例,在它的整个重建改造过程里面,光是与原有住户磋商谈判就花了10年以上,这是否表示东京的环境很「政治化」呢?反过来看,这些人担心香港老是议而不决,建设发展的进度恐怕很快要被内地赶上了。难道他们觉得像上海那样,让周正毅在陈良宇的庇荫底下,完全不用理会居民的感受和诉求,迅雷不及掩耳地完成拆迁取地的程序才叫「进步」才不叫「政治化」吗?

为什么有工会介入的示威游行,我们会忧虑它被「政治化」;而没有工会组织中介,让个体工人直接暴露在资方权贵面前的安排,我们就不怕这其实也是一种政治呢?这里头其实有着「政治的双重禁忌」。

首先,主流香港人一向就视政治为肮脏的秽物,把「政治化」当成一句骂人的粗话,人人退避三舍。最讽刺的是连许多明明自己在从政的人也要警告大家不要过分「政治化」。前特首董建华,更总想给人一种他其实不是搞政治的人的印象,彷佛这才像一个毫无私心的领袖。这是第一重禁忌,先把政治妖魔化,让大家不愿轻易触碰。

其次,我们习惯把政治圈定在一个很狭小的特定范围里面,将很多本来就属于政治范畴的东西非政治化。比如说工人的示威集会就是一种政治,而工会的参与则使得它更加政治化了;相反地,如果工人坐在房间里和资方谈判,即使有政府的中介主持,那也不算是政治。因为我们很诡异地将政府当成一具行政管理机器,一个服务市民满足大家需要的中性机构,却不认为它实际上就是一个非常政治化的管治组织。英国殖民当局最成功的其中一项作为就是令大家以为政府是个超然于一切利益之上的仲裁者和管理者,它只负责行政却与任何政治立场无关。谁要是有心阻挠它的运转,谁就是在搞政治。这就是政治的第二重禁忌了,将许多政治游戏的方式与过程命名为行政程序,用「共建繁荣」或「谋求繁荣」一类假大空的词语来掩盖既定的利益取向;然后就可以把有异于这一切的干扰因素归在该谴责的「政治」名下了。

所以当我们警告工人们不要太「政治化」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为他们划下一道不可踰越的界限。界限以外,就是一个很可怕的领域了,那不是一个正常香港市民该去的地方。

【来源:明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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