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陈老师的病

沪上小游,当然要拜见文坛大佬。幸蒙曾经迷倒不少大学才女,如今更见倜傥的孙甘露请饭,宝爷、沈爷、陆灏等俱在席上,你调侃我两句,我揭你老底,一夕胡言,不在话下。但不知怎的,大伙慢慢都把损人的话招呼到一个人身上了,反正他也不大反抗,那人就是陈子善老师。

毛尖在《探幽途中》的代序〈子善老师〉里说:「有时候真是怀疑,这些年一批批见天日的珍贵史料,真是鲁迅真是张爱玲真是台静农很多年前很多年前写的吗?为什么全中国这么多人,就陈老师一个人看得出来?……说起来,周作人、郁达夫、徐志摩、梁实秋、叶灵凤、郭建英这些人,没有一个是他的亲戚,可他怎么就比人家老婆孩子知道的事情还多呢?」。

那天夜里,怀疑开始成了指控,有人问陈老师带领的那个什么现代文学史研究室其实是不是现代文学史「创作室」,还夸他和他的弟子们功夫好,学谁像谁,三不五时就又替张爱玲完成了一篇她本来也很想写的「佚文」。于是我笑问陈老师:「怎么样,最近又有什么新发现?」,没想到他竟然很正经地答道:「有篇张爱玲的东西,刚发在最新的《印刻》上了」,立刻我就哑了。见我玩笑开不下去了,毛尖迅速补位:「陈老师对学生很亲切的,那些女孩子都去他家上课。到了他家又没地方坐,陈老师只好被迫要她们坐在床边。」一天夜访陈老师那闻名的「梅川书舍」,我发现原来学生真的只能坐床边,因为满屋子书,连一张好好的床都给书占得只剩吋许空格。

回到旅店,翻阅陈老师两部新著《探幽途中》和《素描》的毛边本,一边裁一边读我一边想,原来陈老师有病。

在文学研究全是理论天下的今天,陈子善干的活格外不讨好。当其他行家在努力读懂吓人的术语的时候,陈老师就泡在图书馆里泡旧报纸,一日一日地看,一页一页地翻。说好听点,这叫做为文学史沉索隐添砖加瓦;有人瞧不起他,就说这叫怪僻,甚至无聊。但你真能说他的兴趣是没有意义的吗?

我孤陋寡闻,是看了陈老师的书话之后,才晓得民国三大才子之一的吴兴华原来这么厉害,一生没出过国,但「他在燕京大学的导师谢迪克(H. Shedick)就曾表示,吴兴华是他在燕大的学生中才华最高的一位,足以和他的另一位高足,美国文学批评大家哈罗德.布鲁姆相匹敌」。陈子善不只善于发掘名作家的散佚作品,他更喜欢重新发现那些被冷落被遗忘的优秀作家,觉得这些人的作品不是不好,而是时运不济,后人的偏见亏待了他们。例如陆小曼,在文学史上可说是臭名远播,直到近年很红火的电视剧《人间四月天》都还把她描述为害死了徐志摩的狐狸;可陈老师偏要说她才高八斗,散文真切,评论有见地,一切诬言纯属传统大男人中心思想做怪。他还带点傻气地说:「也许是偏见,如果非要在三者之中作一选择,笔者是宁取陆小曼而弃张幼仪和林徽因的」。看来日后大伙又多一个笑话了:「陈子善?不就是那个喜欢陆小曼的家伙吗」。

为什么我觉得陈子善的工作很重要,你从我是个香港人的角度理解就行了。在〈王家的文学老师〉里面,陈子善向大陆读者热烈推介刘以鬯,说他当年在上海办出版社,来香港主编《香港文学》的功劳,更称他的《酒徒》真正是「中国第一部意识流小说」。对我们喜欢文学的香港人来说,这或许是老生常谈了。但内地知道刘以鬯的人有多少呢?从前在还没接触到港台文坛的时候,很多人甚至以为比《酒徒》晚了二十年的王蒙《蝴蝶》才是中国第一部意识流小说呢。你说陈老师这篇文章叫不叫替我们香港文坛洗呢?且想象你是个活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北京的「海归」学人,温源宁自然是你这圈子里闻名的大人物,知道他的作品根本是种常识。要是发现数十年后原来已没人听过这号人物,你又会作何感想呢?

虽然陈子善不爱碰理论,但他这种看似琐碎的细活却往往起到了比理论还厉害的启发作用,因为他正在不断地带领我们重新发现新大陆,而每一趟发现都能引来自省:忽视刘以鬯是不是中原中心的偏见?歧视陆小曼是不是大男人主义的错?不想碰「汉奸」胡兰成是不是我们搞混了政治与文学?

陈老师的病,是文学材料饥渴症,起于无书可读的运动年代。照他的自述,那时凡是禁书都坏不到哪里去,所以他有了不轻信传统偏见的习惯,再不受主流重视的东西都要拿来看上一眼。又由于禁书总是要费一番力气去寻觅的,所以他练就了一身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的本事。难怪当年内地门禁才开,他就迅速和港台接了轨,两个岛屿的一切对他来讲都和以前的禁书一样,是被埋没了的宝。半生埋藏故纸堆中,他的心胸却是最开阔的。对着这种人,我们自叹不如,只好常常取笑他的傻劲,他也不在意,总跟着我们笑。

【来源:苹果日报-牛棚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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