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记一次文化交流的发现

所谓交流,一般的理解就是两拨不同的人聚在一块,互相学习学习。大约九年前,当我第一次参加「上海、深圳、台北、香港.四城文化交流会议」的时候,脑子里想到的无非也就是这种很抽象却也很浮滥的「交流」。完全不知道当它开展实现出来的时候,会是甚么模样,能有甚么效果。然后今年九月,我去了上海,参加这个会议的第十届年会;现在,我可以具体地说出「交流」的意蕴了,而且是一种从(或者)沉闷的议程上看不出来的意蕴。

我们在会上看了一套上海社会科学院找来的短片,纪录一批文化工作者怎样在莫干山路的艺术仓库即将被推土机推倒的十二天前阻止了它的机轮。这些热心的艺术家在极短的时间之内组织了起来,联署公开信,走访各个有关的政府部门,告诉官员这些老建筑的价值有多重要。结果,很不可思议地,他们竟然成功了。

在我们这群香港来客的眼中,上海文化人的这次壮举实在是个不可能的任务,因为我们才刚刚经历过类似的争论,目睹了中环天星码头和皇后码头的倒下。我们有一群热血青年在那两个码头露宿了好几个月,我们发动了龙应台和李欧梵等数百位学者、文化人出来声援,但是我们的政府依然一意孤行,决心除掉我们心目中重要的文物。为甚么上海做得到的事情,香港做不到呢?

晚上吃饭,大家还在谈这个话题,有人提出:「其实香港在这件事上比不过上海的地方,不正是香港一直以来的优势吗?」没错,上海政府可以在一座建筑快要消逝前的短短十二天之内拍板叫停一切工程,悬崖勒马,顺应市民的意思,只要你能打动一个高层的负责官员,说不定他就有这能耐。反观香港,就算特首曾荫权在几个月前就被大家说服了,接受民间的观点,认为皇后码头果然是个有价值的地标,他也没办法违逆既定的决策。因为香港政府是一部机器,任何决策都要跟随规矩,经过论证,而一项决策一旦定下来了,就如一部不大灵敏的机器按下了发动钮,再也停不下来。

另一个例子是官员的态度。我常常在内地政府官员的讲话里面听到「这方面我们做得不好」、「我们的工作还有很多不足」之类的话,似乎不来点自我检讨,一篇报告就不成为报告。然而香港官员是从来不会说这种话的,他们绝不认错,要是认错,那一切就都完了。因为他们并不是一个人,起码在以官方身份发言的时候不是,他是整部庞大机器的一个环节。如果他承认缺失甚至错误,那岂不是意味着整套决策程序出了毛病吗?「四城文化交流会议」开了这么多年,每回有各地官员出来讲话,这个差别就格外地显眼。比起来,你宁愿要一个可以凭借个人价值判断就能阻止既有程序的官员,还是要一套态度傲岸但行事有规可循的制度呢?我们依然没有答案。

不过,那些内地的官员也不是从一开始就如此「谦逊」的。我还记得在最早的时候,不只官员,几乎一半的上海会议代表说起话来都格外激昂,声量宏大,内容高瞻远瞩,彷佛一个无限美好的新上海就在他们身上体现出来。几年之后,或许是受到了台北代表温言软语的感化,香港代表跳脱随意的触动,上海人软下来了。如今再开会,他们的声线比较平和,比较像是在日常闲谈。即使身具官方色彩,他们也少了官样文章,多了自我怀疑。不论是文人、学者、艺术家,还是公务员,四城代表都能平等地共聚一堂,在同一层平面上交谈。

甚么是文化交流?它不是各个地方的竞赛,用不着彼此较量,因此也不需要端起架子生怕丢了脸。文化交流是一种发现的过程,发现和自己不同的人,发现自己的特质与缺点。

【来源:都市日报-兵器谱】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