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本土一定是保守的吗?

回想97,曾有一波香港热,市面涌现了大量以香港为题材的书籍、艺术品甚至电视剧,但这股热潮转眼即逝,接连沉寂了好几年。直到2003年,从「香港核心价值」的讨论,SARS疫潮和第一届7.1大游行开始,香港才又重新成为大家关注的主题。尤其是最近两年,围绕着天星码头、皇后码头与湾仔利东街的讨论更把这第二轮的香港热推向了高峰。表面看来,这两次香港热似乎很相似,都在大众媒体间引起了一股怀旧访古的情绪;可是再仔细深究,就会发现它们其实有着很不一样的内涵。其中一个关键的差异就是最近一轮的香港热不只是场虚谈,而且还是一连串的行动,这些行动更指向了香港定义的争议:香港真的只有「中环价值」吗?香港是否容不下自生自发的小区?谁又有权去书写香港的历史与集体记忆呢?

面对这样的趋势,有些害怕既得利益受到冲击的人就要担心以往的惯性路径是否走不下去了,也有些知识分子怀疑新世代的香港定义不一定要比老的那一套更进步。

香港大学地理系的梁启智先生在〈「定义香港」的危险〉(《明报》2007.9.24)一文所表达的,就是后面那一种疑虑。他以每逢中日足球赛就要群起喝倒采的内地愤青为例,说明「本土认同不一定是件值得庆贺的事」。他引述英国地理学家梅西(DoreenMassey)的说法,指出「如果一个地方的自我认同是建基于对环境改变的反作用力,依靠某些(想象中)的内在历史而确立的话,这个认同是内向的,而不可能是进步的」。

诚然,本土认同和由此而来的本土主义实在不一定是件好事。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爆发的英国小区运动曾经被认为是场非常进步的运动,许多乡镇以建立小区博物馆和保存古迹文物的手段确立小区的本土认同,质疑现代化的发展力量,抗拒现代商业运作模式的入侵。可是这些日趋强烈的本土运动却演变出一个又一个的封闭社团,拒绝一切改变,不只拒绝了大财团和政府的干扰,甚至也排斥了所有不见容于传统价值的思潮、行为和族群,例如女性主义、同性爱以及外国移民。本土之狭,于此可见一斑。

从学理上讲,本土认同的主张也备受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研究的批评。从这种角度来看,没有一种身分是纯粹的,任何一种关于地方、历史及传统的本质定义都是可疑甚至危险的。它有多危险?我们看看纳綷就知道了,坚守来自德国南部的乡土信念和一套纯粹人种的学说,就会导致极端的暴政和对异己的屠戮。反过来,就算是被压迫的人民也好不了多少。比如犹太复国主义者,由于长年活在被压抑的结构之中,习惯了本质性的思考框架,一旦当道,他们也会复制敌人用来对付自己的模式,建立了以血统为主要标识的民族国家,打压非我族类的巴勒斯坦人。

回到香港,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最近这一波重新定义香港的潮流,以及随之崛起的香港本土主义,会不会也陷入上述的危机呢?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香港这座城市虽曰开放,实则有它封闭排外的一面。梁启智先生提及的梅西教授曾经批评一些反对大型商场私有化了公共空间的人太过浪漫,忽略了所谓的公共空间其实也一直处于不断的斗争之中,绝非大家平常所想的那么中性。证之于香港,可以大会堂及爱丁堡广场一带为例。这片地方每逢假日,皆为菲籍女佣聚集取乐之处。结果就让一些香港人很看不顺眼了,到了一个地步,甚至有前市政局议员公然提议禁止菲佣使用大会堂的公共厕所。另一个更显眼的例子,则是回归以后的「居港权事件」,这件事完全暴露了港人过去20年来形成的「香港意识」之浅陋可怕。

多年以来港人对内地同胞的偏见歧视,与那过度膨胀的自我感觉,彻底体现在当时一片「香港陆沉」的恐慌当中。如此看来,梁先生的忧虑似乎不无道理了。

不过,当我们再深入一点阅读梁启智先生的文章,却又看不出他有任何具体的证据和推理去得出眼前的本土主义很危险的结论;相反地,他只是依循主流后现代/后殖民批评的惯性理路,单纯地抗拒「任何本质化的定义」罢了。他认为:「香港主流的土地开发主义固然是霸道,却不见得现时挑战它的本土论述就更为开放。一篇又一篇的抗争文宣告诉我们,露天市场必然地更有人情味,旧区小店才是『真正的香港』。文化界的朋友高呼旧区的消失等于香港被『消灭』,任何的商场都及不上街道的『港式风格』。这些说法虽然感人肺腑,逻辑上却和《心系家国》诉说毛笔书法就等于中华文化一样,同样是依靠缺乏验证和以偏概全的例子,来激发公众对某些地方的情感。」类似的说法,早在十多二十年前就曾被人用在南美洲及澳洲的原住民身上了。那些原住民不只重新发掘湮没已久的传说与神话,甚至不惜创造一批子虚乌有的传统仪式,好证明自己的族人和雨林及大地有密不可分的神圣联系,定义自己族群的独特。在相信所有社群都是被人想象出来的学者眼中,这种种神话传统自然也是一堆本质化的定义尝试,甚且犯了「自我东方化」的错误;白人就是觉得你们很另类很有异国风情,你们偏偏还要把自己的身子抹得又红又绿,头戴羽冠,赤足跳舞。假如美国清教徒把自己定义为担负了解救万民之重任的「新以色列人」是种危险的伟大符号,那么这些原住民自命为众神后裔难道不也是危险的伟大符号吗?

对于这种曾经流行一时的说法,美国人类学家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老早就毫不客气地斥之为「无聊且无情」。他敏锐地指出:「本土主义对身分的要求很大程度上是与对生存的迫切关注联系在一起的;它不是停留在比喻意义上的,而是非常有形的。美国印第安人的土地,或者说其中剩下的部分,不仅仅是对已逝去的殖民历史的一种提醒,而且仍然是国家和社团想摧毁的目标。」抽空地说(或者用梁先生的用语,「逻辑上」),这些原住民的神话式本土主义和大国霸权式的民族主义的确有类近的构造;可是作为一套论述,它们的目的或者计划却是完全不同的。南美原住民虚构传统,是为了捍卫那被石油公司逐步侵蚀的雨林栖地;澳洲原住民鼓吹本土主义,则是为了夺回被白人政权压抑了几个世纪的权益。如果一个身居庙堂的学者这时跑去提醒他们不要犯了「本质主义的错误」,随时得保持「身分边界的开放」;就算不是无情,至少也是无聊吧。

同样地,新一轮的香港本土主义对很多人而言,也是与生存攸关的斗争利器。就拿近年湾仔和深水涉重建区街坊的抗争来说吧,他们之所以强调香港老街道的人情和旧小店的风味,固然是他们自己体验感受的表达,更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生路。而「任何的商场都及不上街道的『港式风格』」之所以不同于「《心系家国》诉说毛笔书法就等于中华文化」,就在于不少街道仍然容得下自力更生的小经营者,所谓「港式风格」就是论者维续小商贩市场栖位的一种符号表述。梁启智先生说得很对,香港主流的土地开发主义是很霸道的,因此挑战它的本土论述才更需要勾连起一串容易为人领会为人接受的意像与符号。我们都恐惧过度发展的本土论述会变得封闭排他,及早提醒也是应该的,只不过任何批评都应该历史地、辩证地落实在具体的时空之中,同时要举出通向错误终局的具体步骤以为警示;否则一个小区眼看就要沦亡消逝了,你却劝告他们将来不能排斥新移民,不要抗拒外来事物,这岂不是很没意义的一件事吗?

齐泽克(Slavoj Zizek)调侃一些「激进知识分子」的「犬儒」,哈伯马斯(Jürgen Habermas)(尽管有失公正地)斥责法国后结构主义者是一帮「新保守派」,理由就是那种只从逻辑上消解一切的推理,看起来很激进价值上其实很虚无,轻则无利亦无害,重则成了当权者的帮凶。不知梁启智先生有没有注意到,市建局重建利东街的理由之一正是要把这条街区「开放」给市民。我当然不会误以为梁先生是犬儒的新保守派,只是同为关注城市发展的有心人,大家应该切磋共勉。

【来源:明报-笔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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