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晦暗的上海

龙应台曾经说过,以前的台湾人都以为香港是块很危险的地方,尤其旺角到庙街那一段,简直子弹横飞,随时有人横尸街头。香港当然不是这个样子,它之所以给人这种印象,乃是电影和电视剧的结果。为什么香港电影那么着迷于枪杀?为什么我们这群喜欢过小日子的老百姓那么爱看一个罪恶的黑色香港呢?我有一个胡诌的理论:这大概是种另类的上海情结,香港不只怀念十里洋场的繁华,不只觉得自己的殖民地身份与租界的状况相去不远,甚至还很希望这座城市也像昔年的上海一样,被黑帮大佬和特务警察统治,既有爱国青年的纯真也有交际花的妖娆。我们希望自己也是一个日本人口中的「魔都」,充满了黑色的魅力。

如果香港其实不算黑,那么《上海滩》这些流行影像所折射出来的上海会不会也只是个投射出来的幻象呢。去年辞世的美国史学家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证明了,上海果然名不虚传,确确实实是个充满了阴谋与暗杀的恶土。晚年的魏斐德对特务和警察特别有兴趣,写过《上海警察》和以戴笠为主角 的《间谍王》,而《上海歹土》(The Shanghai Badlands)则是专讲孤岛时期恐怖袭击和罪案的小书,它印证了香港人从电影里得来的上海形象。魏斐德查找了收在美国国家档案馆的大量材料,以令人生厌的详细程度记述了从1937年由日军侵占上海到1941年珍珠港事变之间的大量罪案,夸张点说,那可真是无日无之。当年有一个记者如是说:「上海变成了这样一个城市:往往在星期六发现人行道上有具死尸,到了星期一却还在那儿」。

这种种乱象是怎么产生的呢?首先要搞清楚当年的基本政治格局。孤岛时期的上海大致可以分成四大块,一块是日本直接管理的地区,一块是法租界,一块是各国联合管理的公共租界,另一块是伪上海市政府辖下的无主之城泸西。插手这些地方的势力则有多达二十个以上的日本特务情治机关(恶名昭彰的宪兵队只是其中之一),汪伪政府和并不完全受它控制的「魔窟」极司非尔路76号(《色,戒》里易先生的原型丁默就是其主管之一),俗称「蓝衣社」的亲重庆组织(背后也是五花八门),公共租界管理机构工部局辖下的警察局,当然还有亲延安的地下共产党。

有这么混乱的背景,自然就有游走于各方势力之间的活动空隙,于是本地的小混混和美国来的逃犯就可以一起营造出一个繁荣的非法活动小天堂了。更要命的,是你根本分不出什么叫做合法什么叫做非法,因为许多不法的行动其实是正式的机构支持的。例如伪上海市长陈公博虽然誓言打击赌场,但「七十六号」则在另一面插手黄赌毒,甚至汪伪政权本身就是靠这些收入来维持的,所以才有「蒙地卡罗政权」的称号。乱世混淆了一切是非黑白,连忠诚也成了一种伪装。魏斐德对中国人所讲的「忠」格外敏感,早在其处理明灭清兴的巨着《洪业》里头,他就很细致地剖析过一批所谓「贰臣」的处境。此时的上海更是一个上佳的忠诚实验室,有些投向汪伪政权的人相信自己的所作所为才是对中国最有利的,有些受重庆指挥的特工会把延安属下的反共志士出卖给日本当局。最常见的则是一批打散工的暗杀计划执行者与刺探情报的线人,他们今天为蒋委员长卖命,然后开家小店铺避避风头。没钱了再向「七十六号」投诚,供出老同志的资料。等到报复的人找上门,他们就说自己是故意打进敌营,刺探情报。魏斐德认为:「这些小市民(学生、印刷工、店铺学徒、制镜者、珠宝商、茶室堂倌、店员、零售商等等)的社会身份并不固定,他们租借廉价房,从一家迁至另一家,消磨时间,等待另一次恐怖活动的任务。他们在贫富悬殊的全城游弋」。说穿了,忠心乃是糊口的借口。

相比之下,真正一腔热血的爱国青年才是最可怕的。有一个叫做「血魂除奸团」的组织,他们的目标不只是著名的亲日份子,而是所有不顾抗战继续歌舞升平好日子的一般市民。1939年三月一日,他们在四个舞厅外投掷炸弹,且留书警告:「舞友们:当你们身上散发出被奴役者的腐气时,为何还把钱花在化妆品上?清除这种腐气的唯一办法,就是将你们的热血献给整个民族。你们在过年时寻欢作乐,那么我们在今宵的薄礼炸弹,将为你们增添欢娱」。魏斐德认为,后来当日本接管整座城市的时候,几乎没有受过多少抵抗,就是因为大家都厌倦了,厌倦了永不休止的暴力与无序,也厌倦了没有人再认真相信的爱国口号。最近我在网上看到香港人全是洋奴的新罪证,「因为你们被殖民统治的时候全都不敢起来反抗,而是马照跑舞照跳」。我不知道这位网民要是生在香港会不会也弄一个「血魂除奸团」,但是我知道香港人对老上海真的有很深的情意结,与一种隐密的认同。

【来源:苹果日报-牛棚读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