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事实是什么?(老派英国知识分子的世界之一)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大概是今年最受关注的大陆电视剧,还没上演,坊间便已议论纷纷。最初,大家都以为好戏在后头,等着瞧它怎样复活一个在官方历史中消失了的人物。没想到,才播不到一个礼拜,争论就立刻炸了开来。因为戏里头的华国锋在收拾了四人帮的那个晚上居然在中央政治局的紧急会议上头宣称:「今天,我们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代表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愿望,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现在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四人帮』已经被扣起来了,接受审查……粉碎四人帮,是毛主席生前的部署」。这怎么可能呢?有些历史常识的人都晓得,这场行动就算不是背叛了毛泽东,也绝对不会是忠诚于他真正意志的表现。很自然地,大家开始攻击这部电视剧违背史实。有人说它是为了连接毛泽东和邓小平,为了理顺那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关系,这才刻意塑造出一个前后相继的假象。

后来,此剧创作团队出面解释,说这番话真有文献依据,而且当时大家真的认为那场宫廷剧变是执行了毛泽东的意思,否则后来就不会有《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在通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里的那句名言了:「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矢志不渝地遵循」。也就是所谓的「两个凡是」。我没有能力去做这种文档的追索,不妨先假设华国锋真像剧里演的那样,当时确实说过这话;但问题是他那番话又是不是真相呢?我们很容易理解,在那个非常时刻,上帝刚死,活下来的门徒无论做什么,大概都得假借神意吧;特别是这种摧毁上帝至爱传人的大事。其实这恰恰也是许多史学家的看法。也就是说,当年的华国锋很有可能真的藉着毛的名义来解释他为什么要逮捕四人帮,但这并不表示毛生前果然就留过这道遗诏。假如我们可以接受前面所说的这一切,那我们该如何判断《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这部电视剧呢?你说它不忠于史实吗?它又有根有据。你觉得这就叫全部的历史真实吗?它却远远不是。

这个例子正好可以用来说明历史探究的艰困。一般以为,事实就是史学的王牌,再怎么有趣花俏的历史解释也好,若不是以史实为基础,也就只是七宝楼台而已。不过,所谓的事实却又不能孤立存在,就好比华国锋在那场会议上的发言;没有对当年环境相应的解释,这件事实根本也就称不上是「事实」了。

事实上,事实乃是现代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不只是事实如何发掘,更是事实到底可以证明什么的问题。自从海登•怀特(Hayden White)以降,一种忽略事实与证明之关系,转而强调事实被诠释被叙述的倾向(或者可以叫做后现代倾向),就渐渐有变成史学主流的趋势了。所以今天当我们在谈历史的时候,讲「故事」、「叙述」和「书写」乃是一件很时髦的事情,几乎恨不得把历史看成是一套纯粹的叙述技艺。相反地,依旧坚守单纯事实的力量,则是不合时宜的,令人打呵欠的。所以,蒂莫西•加顿艾什( Timothy Garton Ash)的《事实即颠覆》不可能是一本很符合潮流的书,因为它连书名都很老派。就像他在是书序言里所讲的,他依然相信「事实具有颠覆性,能够推翻民选领导人和独裁者、传记作家和自传作者、间谍和英雄、拷问官和后现代主义者的断言,能够推翻谎言、半真半假的东西和神话,能够推翻所有为了安慰悲惨之人而脱口而出的演讲」。真的吗?如果华国锋那句「毛主席生前的部署」是事实的话,它颠覆了什么?

艾什在英语世界和欧洲可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当过英国《观察家》杂志的编辑,后来在《卫报》有固定的专栏,现在则是牛津大学教授,曾经长年住在东德、波兰和捷克,和哈维尔与华里沙变成了老朋友,也被人认为是前英国首相贝里雅身边的顾问,穿梭于学院、政坛和大众媒体之间,其著作读者不计其数。老和他笔战的新左派史学大师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甚至(带着贬义地)说他是冷战末期推倒东欧共产政权最有力的一把声音。但是直到今天,中文世界才译出了他这部作品,算是和中文读者的第一次接触。虽然我不能同意他在很多问题上的看法,可我还是长年阅读他的著述。且引一句当今左派大红人齐杰克的话:「Although he is my political opponent, I always consider him worth reading for his wealth of precise observations, and as a reliable source on the vicissitudes of the disintegration of Eastern European Communism」。的确,整个英语世界大概很少有人能比他更明白前东欧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那是他的本行领域。在他迄今最出色最动人的著作《档案》(The File)当中,他回到德国翻查公开了的史塔西档案,发现不少当年圈子中的朋友原来都是秘密警察的线人,曾向当局报告他这个英国人的言行和心理,这个发现把他引向了一段充满阴郁气氛的溯往旅程,让我们看到了人间情谊的脆弱与极权社会最深处的秘密。这种经历不是每个外国人都会有的;就算有,也不会有他那种专业史学训练所赋予的识见和涵养,好把这个经历写成一部虽然体量不大但是份量十足的深度回忆。

为了方便理解,不妨拿中文读者比较熟悉的伊恩•布鲁马(Ian Buruma)作比。布鲁马的对象是日本和东亚,而艾什则可说是东欧的布鲁马。他俩都是记者型的学者,或者反过来说是学者型的记者。从奥韦尔开始,记者就已经取代了那种会渲染异国风情和浪漫化自身经验的传统外游作家(例如吉卜林,他可以把他从未去过的曼德勒写成一首脍炙人囗的名篇),成为比较可靠,也比传统学者有趣的外国知识来源。所以当前市面上介绍各国情况的非虚构书籍当中,那些驻外记者的作品总是最受欢迎的。他们晓得怎样和公众读者沟通,又有长年的第一手经验,有的甚至还具备了相当不错的学养。艾什和布鲁马就是这类人中的表表者,是二十世纪之后大众传媒国际化年代的新型知识分子。他们有点像人类学家,在祖家和他乡之间迂回,因此往往能在一段中距离清醒观察本地人视而不见的事实,然后再把它们放在另一个框架之中考察省视。当然,艾什同时还是个历史学家,他对德国史的了解要比许多德国百姓厚实得多,于是他在看待今日暗角的时候就有了一道从往昔深处照下来的微光。

然而,《事实即颠覆》并非典型的艾什。因为东欧在他这部文集所占的份量真是太少了;相反地,他写了很多他不熟悉的地方,例如伊朗、缅甸,甚至香港。于是问题出现了,他凭什么去写那些他没有长住过的土地?又凭什么去和当地人沟通(访谈是记者获得事实的首要手段,因此通晓当地语言一向是学者型记者的基本要求。艾什会波兰文、捷克文与德文,但他懂得波斯文吗?),他甚至从来不是研究伊斯兰的专家,他怎能写那么多关于欧洲穆斯林的评论呢?当这所有通向事实的管道都不是那么扎实,当事实本身都难以获致的时候,事实还可能有颠覆的力量吗?

【来源:苹果日报-普通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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