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渡轮终会回航 专访陈智德

我的渡轮终会回航 专访陈智德

陈智德是个诗人,我很早就知道了。我们是中六的同班同学。

由于学校就在旺角附近,所以放学之后我们常常结伴去逛二楼书店,后来更连午饭那短短的一小时也不放过,有时我干脆逃掉下午的课;但陈智德不会这么做,他比较守规矩。不过,陈智德的规矩其实只有表面那一层罢了,他的身子里总像有一团火,再沉默、再孤僻的外形也挡它不住(『孤僻』是一些同学对他的印象)。

他爱读书多于男孩子间无谓的游乐,但他读的是多于自己的书,一个课业以外的世界。闲时他弹吉他,也和别的同学组过乐队,但他最擅长的其实是古典吉他。当然,他还写诗,而且写得非常好,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一年他抄在手稿上的一首诗,长长的句子有向晚的渐沉暗色,完全不像十几岁的少年。

毕业之后,我俩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他去台湾升学,后来返港做过一阵子文献研究,又取得了博士学位,专攻香港新诗史。他的兴趣似乎总在过去,搜集旧书、旧杂志,挖掘已为今人遗忘的从前,可是他却活跃世间,四处开班授业,教出一批更年轻的作家,还办过一份很有特色的诗刊。如今的他,以我们对职业的标准而言,正处于一种失业的状态。但换上另一副眼镜来看,他其实正在攀上写作生涯的新高点,不论是诗作还是评论,都显得范畴日渐宽广,思路越益精深。

我只念过一年的那间学校出过不少名人,校友会不时发出通讯向大家报喜,不知又有那一位旧生进了显贵校友名人堂。我不知道陈智德能不能列进那张由诺贝尔奖得主、商界精英和演艺巨子组成的名单里,但是在我心目中,实在没有比曾经和一个诗人做过同学更令我自豪的事了。

我的渡轮哲学

梁:今天我在报刊上读到你的诗,又是以渡轮为主题,我觉得你快可以出版一本关于渡海小轮的诗集了。

陈:因为我很喜欢那种感觉,就是一种离开了一个很实在的地方,不再站在一块土地上,而是在海中心载浮载沉;又由于很快便要上岸了,令人格外珍惜那五、六分钟,那很快就要消失的时间。彷佛有一种离开了一个城市但又马上重返的感觉。

梁:那个空间彷佛不是这个城市应该有的空间?

陈:对!而且坐船也很不实际,如果你赶时间是不会坐渡轮的。可能有一点儿怀旧的想法,但最主要还是那种暂时离开的感觉。

梁:你对渡轮的沉迷和执着已经总结了我对你的印象。你常逛旧书店,你喜欢看书、写诗,这都是刚才我们描述的渡轮状态。我的意思是,写诗本来就是一件不实际的事,而写诗的状态更加离开了城市的日常节奏及时间感。

陈:可以这样说……其实除了离开,这可能也是一种逃避,你不想再这样下去了。逛旧书店也是如此,回到旧书的世界,对我来说其实是一种熟悉的世界。首先,这个行为跟过去没有太大分别,因为我以前也一直逛旧书店,而且旧书店也没有太大转变,它们不会突然间变得很干净,装修得很豪华,所以那是一种不变的感觉,现在很难找到这样的一个空间了。

梁:它也不属于现在的香港……你逛了旧书店二十多年,你觉得它们一直都没有变化?
陈:总会有一些,但它们的门面似乎真的没有甚么转变,你不会找到一家装修得特别好的旧书店,一般都是很简单的店加几支光管。

心头好,可遇不可求

梁:你是从甚么时候开始逛旧书店的呢?

陈:开始于八十年代读中学时开始的,那时候最常去的就是新亚书店。当旺角还有好几家旧书店,例如波文和染布房街的复兴书店。这家复兴书店的前身是奶路臣街的小摊档,我小时候已见过老板的儿子帮忙看铺,年纪跟我差不多,到了九十年代他就自立门户在豉油街又开了另一间铺。老爸专卖文史哲,曹聚仁的书就是他介绍给我看的;而儿子则专卖漫画和旧的色情杂志。

梁:厉害!最近几年又有甚么新开的旧书店?

陈:梅馨书店是其中之一,其实很多卖二手教科书的店也有其他种类的旧书,有时候要靠运气,那些旧书不一定是五四珍本,但却有很多、很好看的旧小说,例如八十年代流行袋装书。其实好的旧书不一定是很旧的版本,或越古老越好,而是看那本书对读书的人的价值。例如陈少琪、林夕、陈冠中那时出的袋装书,对我而言就很有意义,只是现在已经找不到了。

梁:元朗或大埔的旧商场有一些出租漫画和小说的店铺,有时可能会将以前用来租借的书卖出去腾空位置,一大堆放在店铺门口贱卖,我试过在这些地方找到一些当年友禾跟博益出的袋装书。

陈:可见书是很难特别跑去找的,一定要遇。

梁:以前逛旧书店的目的,是要遇上那些在新书店没法遇上的书;但现在很多人已经在网上找书,例如大陆的孔夫子网。而找寻跟偶遇是两种很不一样的状态;由于互联网的普及,这种「遇书」的状态已在消失之中。既然现在找书这样方便,为甚么还需要旧书店呢?

陈:我觉得这是两回事,上网bid(竞投)书跟逛旧书店是完全不同的,后者一定有趣得多。逛旧书店,你没有固定目的,也不用竞争;上网找书,你彷佛无时无刻在跟别人竞争,而且有一个固定目标。逛旧书店是很随意的,彷佛像喝一杯咖啡或饭后的散步,我在台湾读书的时候就是这样,记得在学校附近有几家旧书店,每天吃过饭后我就会外出走走,不一定要找甚么,只是喜欢去那里荡,逛完之后就觉得彷佛消化了一些东西。

梁:如果恰巧遇上了一本好书,就是很大的惊喜了。

陈:简直会高兴到弹起!有时候还会跟看店的人聊天,也会交上朋友,其实书店是一处建立人际关系的好地方。

梁:记得去年我在深圳演讲,有观众说深圳没有旧书店,建议该搞一个旧书市集,这样才有文化气息。我当时的回应是机会不大,因为深圳是一个很年轻的城市,而旧书市场自有它的生态,要累积了几代的读书人,才有不断的旧书流到市场。深圳的历史才不过二十年,人均年龄只有三十多岁,他们怎会散书?散书的人大多是老了,书看不完就送人,或者是去世了,后人便将书送出去。话说回头,其实香港应该有足够的旧书,但那些书都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陈:那是货源的问题。以前资源较多,除了因为有人丢书,还有收垃圾的人会将旧书分类,卖给旧书摊,很环保。现在即使将旧书送到旧书摊,也换不了多少钱,于是随便把旧书当垃圾丢掉算了。他们不把旧书当作旧书来卖,而是当废纸般处理,以磅或斤计算价值,然后弃掉,跟旧报纸一样。如果我死了,我相信我这些书的命运也是这样。

梁:你可以先立遗嘱,如果我们比你长命,我们会来帮你处理,嘿嘿。唉!其实现在的旧书店都很困难,没有货源,相对来说,逛书店的乐趣也少了,因为每天都是看到同样的书。一间旧书店的书如果不流动,就会变成一池死水。不过我也见过一些盛况,例如新亚,偶而会看到有人把几十箱书送过去。

陈:那就真的要靠运气了。

梁:但他们会否像别的书店一样,先在当中挑一些价值较高的旧书放到网上卖呢?

陈:新亚很少这样做,到现在为止,它算是一间殷实的书店,而且还很开放,有多少书都会拿出来卖。不过现在内地有一些旧书帮,会跑到香港来专门买旧书。他们不是自己收藏的,很多时更不知道自己买了甚么,他们是职业的收书人,买了书再拿到内地卖,很多时甚至会炒高几倍价钱。如果你不快他们一步,好书很快就会被他们买掉。

梁:当初你为甚么会去淘旧书,而不光顾那些卖新书的店子呢?

陈:只是有一种想知多一点点的想法,那时觉得学校教的知识很浅薄,总嫌课本教的东西太少,于是开始逛书店找材料,无论新、旧书店都去。当时仍有很多在地上摆卖的摊档,有一些是手推车,像小贩一样;还有一些是半边户,埋伏在楼梯底。那些老板都还是懂书的,例如庙街就有一间生存书店,以前由一个阿伯和他的太太经营,现已交给他们的儿子了。那位阿伯介绍给我不少好书,我也在他店里买了很多,都是香港三育出版的绝版书。那间书店仍在,不过现在主要卖的是二手色情刊物,令进去的读者很尴尬。好在他有分类,左边是色情刊物,右边还是文史哲,而且摆放得很高,算是给了最大的尊重。想起以前,老伯还会以很低的价钱卖书给我。

阅读旧书,阅读别人

梁:你是从甚么时候开始逛旧书店的呢?

梁:这的确是买旧书最现实的理由。你觉得逛旧书店的人都是些甚么人呢?想去寻宝?还是贪便宜?

陈:甚么人都有,但我想最多的仍是喜欢书的人。书对于喜欢文史哲的人来说,是丰富的资源,是一种接触知识的具体事物。搞社会科学的人会做田野调查,研究自然科学的人会利用仪器做具体的实验;但研究文史哲的人并没甚么仪器辅助,书就是田野,就是现场。我们靠旧书认识书的历史,旧书是文史哲知识的载体。

梁:那它跟重新出版的书又有甚么分别?例如内地最近就有一批重新再版的曹聚仁,和你当年买的老本子有何不同?

陈:从实用角度来讲,再版书可能加进了新的东西,更加有用;但阅读起来的趣味就不同了,包括封面、版式的设计,还有很多细微的地方都不一样,例如再版可能会删掉了原有的注释数据,所以读原版书是重要的,因为一些用字和辅助材料可能在再版的时候修订了。而且当你读原版书时,你会觉得那就是当时的作者或读者所看见的模样,彷佛重返作者新书发布时的面貌。

梁:旧书和旧书店有趣的地方,就是让我们进入了另一个时间。又不同于一般古董,我们对于书都会有一个假设,那是一个人花了许多时间和功夫去读过的,绝不只是个观赏用的装饰品,价值很不一样。对了,那时你买旧书就不怕被同学觉得你古怪吗?

陈:哈!我想除了你之外,其他同学都不知道我这个癖好。也许我喜欢躲起来,觉得这不是可以公开的事情,不会有很多人喜欢,其他人会觉得没有意思,又不能增值,又残旧。但我就是喜欢它的霉,越残旧越好。

梁:在逛旧书店与买旧书的这些年间,有甚么难忘的经历?

陈:的确有很多,对了,有一次在新亚书店,刚好有百多箱书送来,我便逐箱书打开来看。

梁:那可能是有人离世了。

陈:对,都是属于同一个人的书,然后你可以从书中的蛛丝马迹,追寻他的兴趣和研究。记得有一次遇上一批书,属于中文大学中文系的一位前辈,他后来教书去了,那些书里面有很多学生送给他的书签。有时候你还会在其他旧书中发现相片、剪报、书签、邮票甚至钞票,一个活过的人留下的痕迹。

梁:很有趣,透过旧书,发现另一个读者的存在。

陈:你会发现一位跟你一样喜欢同一本书的前辈,有一种传承的感觉,我彷佛在继承他的阅读,他们会在书里面写上评语、笔记,我刚才提到的那位前辈,他的书里面就有很多他上课时做的笔记。

梁:彷佛连当时上课的情景都一并记录下来了。

陈:我还在台湾找到了一些纪念册,是台湾日治时期后一个读书人的纪念册,所以还有很多内容以日文书写。里面又提到「圣子降临」等字眼。你看,这里还有一本是《雅歌》(《圣经》的其中一章)的手抄本。

梁:就像佛教徒抄经,真没见过这种东西。

陈:该是那个人去世以后,他的后人随便把他所有的书都丢掉,也不管里面有甚么,所以连日记也有,这也是我另一个收藏的系列,我有好几本六十年代的日记本,例如这本上海书局出版的《我的日记》,每年更新出版,设计非常精美。现在已很少人写日记了。

梁:你研究过香港的文化刊物史,一定也收藏了不少吧?

陈:是的,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收藏是《七十年代》全套。

梁:哇!你看这些文章的题目:「不断革命」、「日本激进学生访问」……你怎么找到的?

陈:当年在波文找到的。《七十年代》在1970年创刊后,办了几期,曾停办几年,之后在1978年再出复刊号,里面的作者都是我们熟悉的。

梁:的确如此。昌明、阮志雄、黑鸟乐队、罗卡……你看这个题目「香港经济─为谁繁荣,为谁安定?」、「经济与政治,谁人的利益?」真的很厉害!多有前瞻性!

陈:还有现在商务出版社阿头关永圻在拍电影的照片呢。

梁:那时候的一班文化青年全聚在一起了,还在皇后码头取景……而且你看它的设计多前卫!现在读起来仍是很耐读。哈哈,「去你的政治」,他们的文章题目真有力。哦,原来每一期还一定包含几篇英文文章。

陈:但下头却注明了「一切皆以中文为准」。当时正在搞中文运动嘛。这就是香港的经典,当年内地绝对没有这么前卫的东西。除了《七十年代》,我还有一批电影周报,那时候亦舒、罗卡等人都写很多影评,从内容亦可看到作者风格的变化。这里还有《大拇指》、《工人周报》、《年青人周报》等,甚至香港工人学生联合阵线出版反越战的刊物。

梁:文化刊物果然是你其中一个重点收藏。

无怨无悔的读书生命

梁:相对于书来说,杂志更能体现一个时代的气氛,因为杂志跟时代的关系比较紧密;另一方面,我读旧杂志的时候会有特别强烈的幻灭感,尤其是对自己正在做的事。例如我们现在办《读书好》,或不停在报纸杂志撰稿,有时候我会想写来干甚么?现在你可能会觉得你在写一些很重要的文章,但十年后,就像我们现在翻旧杂志一样,后来的读者只会说:「啊!原来他曾写过这样的文章。」到底现在我们在做甚么呢?要不是有你这样的人在收藏整理,这些文章讨论过的东西很快就会被淹没了。

陈:那时你做的《打开》现在也很少人知道了。

梁:你办的《呼吸》诗刊也不是这样吗?

陈:搞文化刊物,就是你参与创办、编辑和撰写,如果你想在自己写作的趣味以外多想一些,那会很失落的,有一种把石头丢进海里的感觉,它会一直沉下去直到你看不见,还会有很多人觉得你很傻。

梁:我看你做的文学研究、香港新诗史的研究,你收藏的旧杂志,那种情绪、价值取向和出发点,是否都跟这个想法有关?你不忍心看见前人被淹没,或不想容让那种无力感浮现?甚至有一种拯救过去的意味?

陈:的确有这么一种心态,希望可以继承别人的东西,希望将他们曾经做过的,告诉后来的人,不希望这些努力就这样被淹没,一种很强烈的感觉是彷佛我欠了他们甚么似的。

梁:为甚么?因为你是读这些刊物长大的?

陈:我感受到他们当时所做的,我理解。

梁:像刚才在《七十年代》所读到的热情与委身?

陈:我也会进一步想,为甚么现在没有这股热情?我们其实也有这个需要。如果我将他们介绍给读者,会否也让大家有一些新的体会,新的转化?所以并非只是怀旧,而是觉得这件事很有意思,且存有一线希望,觉得会有一定影响力。说到底,其实是一种信念。我相信,所以我去做。

梁:我又想起你写的诗,有一阵子你写过一个叫做《抗世诗话》的专栏,是否也有同样的意思?

陈:「食得咸鱼抵得渴」,虽说是「抗世」,你不会真正觉得要这样子跟社会对抗,因为你该理解这两件事本身就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我选择了这个身份,选择了写诗,换来的当然包含了一种满足感,何况我真心相信它的价值。但另一方面,它亦会给我带来寂寞、非常低的经济回报。到现在这一刻,我仍然接受,且觉得应该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搞文化的,是不会,也不应该发达的,不像搞金融、搞地产的。我不会羡慕别人,我觉得我现在的情况是应该的,心甘情愿。我不觉得自己很惨、很卑下,不会!是我自己的选择,而且还会继续下去。

梁:你收集旧书和旧杂志,以刚才的逻辑来说,是在收集前辈曾经有的热情、理想、承担,以及复活一整代人于失落和淹没之中。而你自己所做的事,难道不也正在不断加入他们的阵容吗?你写的诗,你出版的《呼吸》本身也成为被收集的对象,成为旧书,成为快要被遗忘的事物。你有甚么感觉?

陈:这是自己的选择,不得抱怨。就算将来沦为用自己的书换个饭盒,我都有心理准备。

梁:我们在第三期《读书好》访问了王贻兴,他提到海辛的故事,他的想法和选择跟你很不一样,他会觉得不甘心,为甚么从事写作的会有这样的下场?为甚么得了中文文学双年奖,但书还是卖不过五百本。你不会有这种感觉吗?

陈:我当然不会觉得很高兴,但我的心态已经转变,到了现在这个阶段,我会接受并觉得似乎应该是这样,因为你所做的事情本身并非高收入的事业,凭甚么出一本书可以卖上几百万?

梁:你不希望有更多人读到你写的作品,或者有更多人知道这些杂志的存在吗?

陈:当然希望,所以我一直不断地撰写、不断介绍,但我不会想到回报这个问题。我关注的是能否让更多人知道,将影响扩大;如果真的有不满或觉得不舒服,也许就是出版了一本书而没有人知道,没有人读,没有地方可以寄卖。对于这个情况,我们可以责备、吵闹,但却不能改变甚么,也不能令销量增加。

梁:这也许亦跟性格有关。

陈:对,也许我就是不喜欢做别的事情。我有一种想法,就是甚么都不管,继续做自己的事,终有一天会累积到某一个阶段,是你一定要知道,一定要了解的。

梁:很少人会像你这样,一开始写诗,然后越写越觉得有希望;一般都是开始的时候充满年轻人的热情,然后越做越悲观,就像那些旧杂志的前辈们,曾经一腔热情,但有人会随着年纪的增长而放弃。到底有甚么因素令你越来越乐观?

陈:我倒是没想过这个问题。

梁:你又不是工作顺利,赚很多钱。

陈:对,已经失业一年半了。

梁:那么你的乐观从何而来?

陈:你说得对,我现实的情况是越来越差,但我反而更觉得要坚持下去。可能是想通了吧,像刚才说的是自己的选择,这样才是对的;我没幻想过追求财富,更不会觉得受到迫害或伤害。这就是我的路、我的生命、我的生活、我生存的价值。另外,在介绍和追寻过往的同时,会觉得那个责任越来越沉重,越来越不希望这些文化传统就这么断掉,也越来越发掘到更多值得撰写和介绍的数据,写不完,也讲不完。

梁:你写诗的时候,有没有这种历史的负担?

陈:当然有,跟我做的收集和研究也有相通的地方,是某种断裂的传统,或被忽视的传统,但它本身却拥有丰富的价值,而你亦相信它的价值,你不希望对它置诸不理。另外,前人写了很多、很好的作品,一方面想继承他们的写法,另一方面,写诗其实还有很多可能性,我希望可以继续发掘下去,令新诗继续传承下去。

【来源:读书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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