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妳还活在我的身上

每一个我所遇见的人,都曾在我身上留下印记,尽管是在我不知觉的情况底下。直到他走了,我才开始量度这道印记的深度。在我干过的所有工作里面,我最喜欢的就是教书。好为人师,也许。但我更相信的,是让后来者超越自己。我不期望每一个我教过的学生都走上我走过的道路,更不敢狂傲地渴盼复制一个自己出来;我只盼想,每一个曾经在课堂上与我共处过的人都能比我走得更远。路有很多条,然而,万法归一。韦伯在《学术作为一种志业》这篇著名的演讲里面曾经说过:我们做研究,是为了超越前人。不是因为我们自大,想要踩在老师与前辈的身上;而是因为那些曾经教导过我的人和我走的是同一条大道,一道远比他们和我更大的巨流。受到前人的教育,在这道巨川上更向前行乃是我辈的本份。

同样地,我们指导后来者,又怎能要求他们完全停在我们的足迹止处呢?不,我希望他们走得更远,甚至推翻我所成就的一切,使我过时,使我被人遗忘。不是因为自虐;而是因为后来者的使命如此,我的使命如此。有一道巨川,比我的前人要大,比我的后者要大,当然也比我要大。

我刚开始发表评论的时候,还在念中学。少年心性,趾高气昂,不只视文坛余子如无物,更用伤人的笔锋损及一切前辈。那时主攻剧评和艺评,崇拜法兰克福学派的左翼文化批评,觉得香港艺坛的成名人物全是小情小趣的资产阶级,既存建制的帮凶。

于是从大专院长到备受尊崇的雕塑家全给我骂了个遍。看见这么嚣张的小辈,自然有很多人要说话,比如说我(以及另一位常常连手合作的评论人)是「求名心切」,故意用骂人的方法来引人注意。到了一个地步,甚至有人提出联合行动,齐力压制我们,例如要求报刊停发我们的文章。

只有一个人在她的专栏里声援我们,她就是最近去世的黄婉玲了。一般香港市民或许不知道她,但凡是经历过八十年代实验剧场勃兴运动的人,都一定晓得这位永远火热永远大笑的女子。不只剧场,从八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从香港到全中国,有多少在艺术教育、女性运动乃至于公民社会组织打滚过的人曾经感染过她的热情,曾经由她而结识串连?我第一次认识著名学者,北大的戴锦华教授,就是因为一次偶遇中她夸张的招呼:「来来来!这位是中国最重要的女性主义学者戴锦华,这位则是香港最有份量的评论家梁文道。别看他的文章功底厚,其实他很年轻,神童呀!」当年她在一连数天的专栏里透露的也是如许殷盼,彷佛年轻人的狂妄自大甚至一切错误都是可以原谅的。

你们不该压抑青年,反而要保护他们,欣赏他们的锐气;然后等待,等待他们即将走出的方向。结果我走出了甚么呢?我不知道。我只晓得从此我也学会了对待年轻人的方法,永远不要慨叹一代不如一代,永远不要低估他们身上潜藏的可能。我喜欢与比我年轻的人分享我的所有,但又不敢太贴近到一个令人迷失的地步;我不怕和他们争辩,但又不愿太过努力到一个令人丧气的地步。这个周末,婉玲入土,我无法见她最后一面。可是我想,她还在我的身上活着;有一天,她还会继续在更年轻的人身上活着。

【来源:am730-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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