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再谈公众人物,兼奉答蔡子强与江丕盛

——公众人物关我什么事?(二之二)

「公众有知情权」这句话是对的,但它不等同于公众的知情权可以毫无限制。「公众人物的权利是有限制的」这句话也说得通,但不表示公众人物的任何权利都是可以放弃的。可是当这些说法广为大家接受之后,我们很容易就会忘记其中该有的分寸与界限,把它们变成不容反省不可动摇的定理。

关于公众人物的权利限制,在现代法律史上有一个极著名的案例可供参考,那就是所有修读法律与新闻的朋友都该知道的「苏利文诉纽约时报公司案」(NewYork Times Co V. Sullivan, 376 U.S 254 (1964) )了。此案原诉苏利文本是一个城市的警察总监,他认为《纽约时报》注销的一则广告有诽谤他的嫌疑,使读者以为他曾下令逮捕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博士。

这场官司最后打到联邦最高法院,结果苏利文败诉。这是美国乃至整个现代法制史上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案子,因为它引入了一种非常强力的言论自由原则,即基于公众利益,公众人物提出诽谤诉讼不能单以传统标准举证和抗辩。由于该案太过出名,所以后来有很多人误以为「公众人物」的概念自此方得确立,也有人因此以为任何公众人物的名誉权在任何时候都是有限的,甚至还推广为所有公众人物的权利都该在公众利益面前让步。

但是,请注意大法官布伦南(William Brennan)当时在判决书上所说的: 「对公共问题的辩论应该是不受禁止的、强健的和广泛开放的。」其中的言论容或有「针对政府和公职人员的激烈的、刻薄的或有时甚至是恼人的强烈攻击」。但有关公共问题和公共事务的辩论不单是民主基石,甚至是公民义务;所以应该避免任何公共行为的批评者为了保证言论情节尽皆属实而造成的「自我审查」。布伦南大法官在此再三致意的全是与公共问题和公共事务相关的东西,我们应该怎样在公共事务与非公共事务之间画线呢?就算有人把这条原则上升到除去官员以外的所有公众人物,推展到名誉之外的所有权利,我们仍然该问几名艺人的私生活究竟与公众有何关系呢?

为文之际,恰逢蔡子强兄发表了他的大作《对不起,我仍然认为世上有对错!》(《明报》2008 年2 月22日),响应鄙人(见《谁需要玉女?)《明报》2008年2月17 日)。

子强兄认为英皇集团在「裸照门」事件爆发后首天曾公开声明该批照片乃「移花接木」之伪作,「这很大可能是一个大话」,然后他在推出「当事人有必要有个清楚的交代,又或者道歉,不能以一句『天真和傻』便回避、打发」。由于英皇公司曾经声言报警处理,我完全赞同子强兄的说法,所谓「移花接木」就算不是谎言,起码也是失误;对市民尤其对警方,英皇公司的确要有个说法。纵容一家大企业公开的谎言,乃子强兄与我都不齿接受的。子强兄与我稍有差异的地方是责任主体谁属的问题。诚然,任谁都不能相信钟欣桐小姐在记者招待会上的发言全是她自己的意思自己的安排;可是我以为大家始终不能简单地把它和英皇集团等同起来,毕竟当日言论是以钟小姐个人名义发出的。故依我愚见,如今的情况不是钟小姐回避了「移花接木」论的责任,而是英皇集团仍欠社会一个交代。

然后子强兄就说到「艺人偶像的社会责任」了,他很担心这件事会对偶像的粉丝们带来不好的影响,「在性观念开放、Snapshot、后生女对自己身体警戒心日减的今天,很多女孩子都没有充分警觉拍这些照片的「效果」,等到发生不幸的事情,「后悔已经太迟」。而且善良的子强兄还借着另一位作家徐咏璇女士的话,「点出设身处地,一位母亲的担心」。

关于这点,问题其实很简单,我们首先要搞清楚钟欣桐小姐这些照片是怎么泄露出来的,是她自己有意发放的吗?似乎不是。她在拍照时已经准备好要公诸于世了吗?似乎也不是。如此一来,我们就不大好说她没有善尽偶像责任了,除非我们认为一名艺人应该做到君子慎独的地步,就算在私人空间里头也不能逾矩半步,以免不知道为什么会给人发现,那就不妙了。果如是,所有有心往娱乐圈发展的人都该扪心自问,自己是不是颜渊左丘明那块材料,万万不可一方面帮忙宣传《基本法》同时又有人尽皆知的第二家庭。做不到圣人,就别想当艺人。

我很清楚子强兄的道德标准不至于如此严苛,所以我推测若仍要坚持钟欣桐有错的话,只有以下两种可能:一是在性行为过程中拍照是道德上错误的,二是钟小姐拍这种照片拍得太不小心了。由于子强兄自己也说得很清楚,他是个态度很开放的人,想必不会介意性行为中调情怡性的任何花招。所以他指的「是非对错」其实不是拍照行为在道德原则上的是非对错,而是拍照前谨慎与否的是非对错;换句话说,钟小姐犯的其实是种技术错误,与道德错误相比,类似于卤莽驾驶和蓄意开车撞死人的差异。

既然如此,子强兄的观点和我又实在没有什么歧异了。我不只赞成他的看法,甚至还要追随他进一步提醒所有男性青少年,在性行为过程中拍照真的要好好想清楚照片外泄的后果。毕竟受伤害的绝不限于女性,这个时代没人会再以为只有女人才会被人「睇蚀晒」,私隐一事是人人都该小心保护的。

绕了一大圈,才发现蔡子强兄与我到底所见略同,唯盼讨论中的细节有益世道人心,不妄报端珍贵空间读者心神眼力是幸。

我是个不成器的哲学学生,就「裸照门」一事的意见皆不脱哲学入门的水平。

试以巴吉尼(Julian Baggini)的《看懂新闻背后的哲学》(Making Sense: Philosophy Behind the Headlines,台湾中译为《新闻挖挖挖》)为例。他举出克林顿丑闻案,经过一番对自由与权利等概念厘清,得出以下结论:「如果流行歌手及其他公众人物在表演或公开露面时做出不良行为,就是做出不良的示范,但是他们私生活中的不良行为不包括在内。媒体不能以公众人物必须以身作则为由,就把他们私底下的不良行为扯入公共领域中;如果不是媒体披露这些行为,大众根本不会接触到这些不良的示范。」葛瑞林(A.C.Grayling) 在《事物的意义》(The Meaning of Things,台湾中译为《生命的哲思》)中更说:「我们其实身处极度道德的时代,甚至是令人厌恶的卫道年代,而这正是造成缺乏礼节的罪魁祸首之一」,例如「八卦小报侵犯隐私,入侵与公众事务无关的私人生活领域,揭露政治人物的性生活」。

葛瑞林与巴吉尼皆是当今英语世界中最受欢迎的普及哲学作家,这两本书也是英国不少中学生的哲学入门读物。我所说的与他们相去不远,可见我的哲学修养只及中学水平,所以幸见浸会大学宗教及哲学系的江丕盛教授赐正(〈谁需要玉女?——与梁文道先生商榷〉《明报2008年2月27日),当然喜不自胜,以为江教授必定惠我良多。怎料江教授似乎连阅读拙作也感到困难:「究竟梁先生撰写《谁需要玉女……》的目的是什么?

是想指出谁敢要求乖乖女谁就是大淫虫?是想指出『怪异的不合常理的处女形象』?是想指出谁敢作玉女谁就会成为『极有诱惑力的性欲对象』?还是想指出『玉女』是虚幻的,只有欲女才是真实的?」坦白讲,拙作并不算难懂,应该不用赘言重复其中大要,只能说江教授的猜测全都错了。我只是想指出,所谓「玉女」这种娱乐工业产物是有其性欲面向的,绝不表示除此之外再无它解。

然后江教授又质疑我这一句话:「『难道我们应该要求一名艺人和他的性伴侣要考虑自己私下性行为的公众影响吗?」结果他没有给出任何超出前述中学哲学水平的论证,甚至根本没有论证,他只是说:「我相信任何一个演艺机构的老板或艺人都可以毫不含糊地回答梁先生的这一提问。」老实说,我可没有江教授的信心,如有机会,我会问问英皇集团老板杨受成先生的。

最后,江教授的结论是:「谁需要玉女?社会显然需要玉女!敢问梁先生,在一个完全没有玉女的社会中,家庭会是怎样?青少年又会是怎样?」江教授对玉女的需要显然十分殷切,令人感动。可惜再一次地,他还是没有告诉我们社会需要玉女的理由,他只是简单陈述了一下广大市民、中小学生和师友家长如何「以最实际的行动和最深切的关注来说明社会显然需要玉女」。离开学院十年,没想到哲学的发展一日千里,竟已到了用「显然」代替论证的地步。

一个没有「玉女」的社会是个怎么样的社会呢(请注意我指的『玉女』一直是种明星形象)?其实江教授大可不必担心,一个玉女的倒下就代表另一个玉女的兴起,她们的供应是源源不绝的。无论如何,有谁需要玉女就请自便,千万别客气;至于鄙人,那就敬谢不敏了。

余岂好辩哉?余不得已也!「裸照门」一事,我该就此歇笔了。

【来源:明报-笔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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