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一个最后一代香港文化人的告白

在刚颁布的财政预算案里头,我找到没有人留意的「创意经济」这一节,总共只有两小段,其中第一段有一句非常令人感慨的话:「香港在创意经济的多个范畴都居于区内领先地位」。但愿这句话不是财政司长曾俊华先生自己写的,因为它就像威尼斯宣称自己是今日的世界贸易中心一样好笑。的确,香港曾经是区域内的创意经济龙头;同样地,威尼斯也曾经是13世纪的世界贸易重镇。

时移世易 请勿自欺欺人

对于不想看太多数字的读者,我可以用一个最现成的例子来说明我的意思。当年张国荣与梅艳芳先后逝世的时候,内地媒体报导的声势之浩大丝毫不逊于香港。

最近的「艺人自拍事件」同样也成了全国话题,只是你会在内地的网络论坛上看到有人留下这样的问题:「其实阿娇到底是谁呀?我不大弄得清Twins那两个人的分别。」周星驰的近作《长江7号》令很多人感到星爷不再属于香港,其实在其渐渐丧失港味的内容之外,我们更应该看到周星驰的电影制作从幕后到台前终于会有彻底离开香港的一日。从前只有在香港演艺圈混不下去的人才会北上,如今的情势正演变为只有混得好的人才能杀出香港。

然后我又在第二段看到这样的一句话:「去年11月,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马时亨率领本港的创意产业代表团访问上海,参加一个国际性的创意产业展览,为业界拓展内地市场」。那次活动在号称「上海牛棚」的「1933老场坊」举行,恰巧我也在,还碰到不少朋友,有的做设计,有的做建筑,还有的做戏剧经纪人。但他们不是被马局长率领上来的,而是早已在大陆打下江山,如今以内地代表身份出现的香港人。甚至连活化「1933老场坊」这座古迹的搞手也是香港人。当时我问马时亨:「你说怎么办呢?一大批香港精英都走了。」他答道:「放心,他们会回来的。」回来?回来养老吗?

10年前,荣念曾、胡恩威、陈云和我大概是最早在报刊建议新成立的特区政府要注重创意产业的人,然后又在海峡两岸和他们的官商学界讨论这个当时还算新生的概念,那时不少内地官员只觉得这个念头很有趣。10年后,从北京到深圳,不只出现了大批专责文化创意产业的单位,甚至还有近百个「1933老场坊」这类的创意产业园区。而本来在观念上最领先的香港,现在则有这两段财政预算案上含意可疑的文字。

香港有创意产业的社会土壤吗?

他们会回来?他们为什么要回来呢?直到今日,你都没办法在无线电视上看见香港最出色的音乐录像导演的作品,因为无线电视不愿意再花一笔钱向唱片公司购入版权,它宁愿用自己的导演以最低廉的成本再制作一个专供电视播出的版本。香港每年耗用在文化上的公帑超过20亿港币,其中有多少流向艺术家?又有多少成了公务员薪金呢?你去替香港中央图书馆做一场讲座,车马费不过千元;要是在上海图书馆,「劳务费」起码是5000人民币。曾经有朋友替任职机构寻觅一群本地艺术家工作,一个官方的人物居然告诉他:「不用给他们太多钱,他们有创作机会就够开心了。」我不知道香港的编剧酬劳特低是否也是这个理由。在香港从事创作就真的要贱到这个地步吗?

我不敢像林夕一样建议政府出钱扶助流行音乐产业,我也怕被人骂,我们都不敢犯下叫政府偏离不干预政策的大忌(其实林夕只是说要建一座音乐博物馆)。不,我不想政府再做什么了,因为一切都已经太迟。就像珠三角各个港口快要取代香港了,港珠澳大桥才打算上马一样。

我不怕香港人才流失,我只怕没有人要来香港。创意产业靠的主要是人,而这些人,无论是第一线的导演和设计师,还是在后面厚植土壤的艺术家文化人,都很讲究环境。这个环境必须开放包容、多元刺激,有很多和自己一样的人沟通竞争,有很多不一样的事情每天发生。香港是这样的地方吗?我们不要再骗自己,说什么香港是个很多元化的大都会了。香港就算不是一个部落社会,也是一个高度同质化的大众社会(mass society)。大部分的本地华裔居民其实都像,我们喜欢的东西是一样的,我们思考的方式是相同的。所以我们的电视有惯性收视,我们的周刊长得都一样。从前搞文学的人办垮了杂志就说香港市场小人口少,700万人真的很少吗?比起北欧国家要少很多吗?光是在纽约,《纽约客》杂志的订户大概就有16万,同类的刊物要是在香港又会有什么命运呢?香港的人口比诸纽约又如何?这其实是一个只有主流没有分众,赢者全赢输者全输的城市。

一个良好的创意环境就算给不了太多的钱,至少要给人尊重。北京的报纸评选年度十大人物,作家和艺术家居然占去一半;在香港当作家要受人重视,或许就得卖燕窝广告。

再说我所熟悉的媒体。一个学者能凭中央台连续每周地讲《史记》而名扬全国,香港电视台又有「文化味」又受人注意的居然就是《志云饭局》了。坦白说,最近一年,我不只辞去港台《头条新闻》的工作,在内地《南方周末》等报刊上发表文章的次数也快要超过香港了,不是为了那日渐逼近香港的稿费,也不是为了以百万计的发行量,而是为了一种群体理性讨论的氛围。在那里,你或许会遭到很多反驳,但你起码不孤独,而且真有一种我们能够改变现实的感觉。在那里,观念还是被尊重的,观念还是有力量的。

走不走?为何走?

如果这番话的酸味太重,讲点不扮高深的东西吧。去问问那些不只顾着赌波的球迷,香港市面上最好的中文足球杂志是哪一本,他们大概会说是《足球周刊》,一本内地出版的杂志。内地杂志的种类要比香港多,水平要比香港高,这早已不是秘密了。没错,我们拥有全国稀缺的言论自由,但是我们怎样利用这个珍贵的宝藏呢?有一天,当中国真的更开放更自由,香港会不会顺理成章地成为全国的媒体中心、全国的舆论基地呢?

每当内地传媒把香港捧成「先锋城市」,要我介绍领略香港文化风味的必游地点时,我都会很心虚。你总不能老叫人去看旺角、兰桂坊、文华酒店、阿麦书房、艺术中心……吧。凡是本报李照兴周日专栏的读者都晓得,厦门有愈来愈多的「乐活族」开了自己的咖啡小店,云南有一年一度的摇滚音乐盛会,重庆有一条任人挥洒的涂鸦街……李照兴在他新著《潮爆中国》的序言里以一个十分浪漫的说法去形容我们这些在回归前出生的人:「最后一代香港人」。我也要用「最后一代香港文化人」去形容我们这群喝《号外》、《年青人周报》和《越界》奶水长大的文化人,以区别开从《城市中国》、《城市画报》与《新周刊》等内地刊物汲取新知的新一代文艺青年。

终于到了我们这一代该认真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了:走,还是不走?

我不是在抱怨什么,我不怨怪政府,不怨怪商家,更不怨怪我深爱的香港人,真的。我只是想客观地描述现实,这个市场的现实,这个社会的现实,如此而已。

这么多年以来,我看着许多朋友把工作重心逐渐北迁,从余力为(贾樟柯的老拍档)到欧阳应霁,从迈克到刘小康,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走,不是因为不感激香港养育我启蒙我的恩德,而是出道近20年了,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为这个地方付出。我们「最后一代香港文化人」可以做的,就是走出香港,然后为接下来的「第一代在香港出生的中国文化人」指路,让他们发现香港以外,世界很大。

【来源:明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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