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恐惧中国

恐惧「外部势力」也恐惧「赤色中国」香港政治常常困处于两种恐惧之中。第一种是对「外部势力」的恐惧,延伸了当代中国意识形态里那股挥之不去的防外阴影,总是以冷战结构看待国际关系甚至任何常态的人我往来,觉得外头有种「亡我之心不死」的秘密力量。于是李柱铭等人去美国见几个政治人物,在《华尔街日报》上写篇无关痛痒的文章,就全成了里通外敌的汉奸罪证了。第二种则是对「赤色中国」的传统恐惧,也就是俗称的「恐共」了。所以强调「赤色中国」,是因为它提防的范围有时甚至超越了中国共产党,远达中国全境。

有一位坚决反共的朋友知道我也在大陆的报刊发表文章之后,就有点惊讶略带鄙夷地问我「是不是也『转』了」。尤其当他发现主办那些报刊的报业集团原来都是广东省委的下属机构时,他更是讶异,认定他们全是党的喉舌。「喉舌」?我想起那些努力地在有限的空间底下挖掘更多机会,在每天都会收到「指示」的情形里艰困开拓前路的大陆同行,他们年轻的脸孔,他们的激情,他们的无奈与他们的微笑。「喉舌」?

又有一次,我在一场演讲里介绍大陆体制中的改革派与无数在灰色地带中摸索前行的非政府组织。之后,一位听众很不客气地提出挑战:「你说了这么多,但还是掩盖不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中国没有言论自由没有结社自由。中国始终还是那个中国。」对,中国的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还是处于严重匮乏的状态,但难道这是那些有心人的责任吗?你以为他们是在何种处境里工作?又是为了什么而工作呢?难道简单一句「不民主不自由」就能抹煞他们的所有付出吗?你究竟期望什么?革命?

对怀抱这种恐惧的人而言,中国政府还是那个全能主义的大政府,其他人无所逃于天地间,全在其笼罩之下。所以一个在报刊里尽心经营不同意见的编辑始终逃不掉身为喉舌的命运,那几千名在厦门街头「和平散步」抗议化工厂污染的市民在这些人眼中究竟还是白费工夫。所以中国还是一团庞大的暗云,假如我们不能改变它,那至少得自求多福,慎防它的接触和渗透,彼此之间需要一堵严实的防火墙,让彼此上不去下不来。

再不客气点说,香港政坛中的一部分人及其支持者有时也感染上了这种「赤色中国」恐惧症。他们一方面以为除去少数被人软禁甚或身陷囹圄的民运人士之外,中国再也没有值得支持鼓励的人了;另一方面则以为理解中国的关键词就是极度简化的「民主、自由和法治」,视自己为高高在上的判官和导师,无论中国出了任何新闻,一律套上这些关键词就是。于是某市的城管打死人,就一步到位地指出它的终极原因在于没有民主和法治,中间用不任何过程分析;要是有人说中国的国势变强了,就冷笑地暗嘲那有什么了不起,因为它还是没有民主和自由。因此,我们便要提防一切来自罗湖以北的东西,不管它是媒体还是什么;我们永远都要带戒慎的心情去看待所有发生在中国的事情。因为他们是一块不民主的大机器,而我们是走在民主大道上的先行者。

赵刚回应龙应台

台湾学者赵刚在前年曾经发表过一篇响应龙应台〈请用文明来说服我——给胡锦涛先生的公开信〉的文章,题目不大耀眼,叫做〈理解与和解﹕响应诸批评兼论区域批判知识分子〉。赵教授对龙老师的批评未必公允,但他的文章里有些观点值得大段引述供人参考﹕「当今的中国大陆的确每天都在发生权钱交易的官商勾结,以招商引资繁荣地方为名,强行对都市郊区的农地进行暴力征用,也天天都可能在进行着牺牲工人阶级的贱卖国有企业的阴谋或阳谋。但这些问题都能够以政治自由主义教科书式的答案来解决吗?要去面对这些问题,以我去年在中国大陆半年的浅薄经验,我感受到中国大陆的某些知识分子与「运动人士」,对这些问题通常是较境外的人更焦虑更忧心,但是他们更深刻更在地理解到问题的繁复历史肌理,以及行动方案的艰难,我觉得他们在困而勉之地、低调地寻找轻微的晃动、微小的缝隙,与些微的正当性,一点一滴地做与思考——这其实和台湾早期的党外运动在寻求反抗既存体制的方式是类似的。」反过来看,我们这些明明早已回归,却不知何故仍在「境外」的香港人,倒是轻松自在。有些人看见维权律师被捕、上访农民遭到打压,首先想到的不是他们的艰困处境,然后感佩他们前仆后继的勇气与意志,进而寻思自己如何能够贡献些微绵薄之力,以助国家的政治开放人权进步。恰恰相反,他们只能在这些血泪斑斑的事里再度找到赤色中国的丑陋罪证,从而对照出香港的法治优越、言论自由,好好自我庆祝一番。问题是,在你终于发现中国始终不变,它的「劣根性」永恒不坏之后,你又能做些什么呢?是划好边界严防壁穿,还是渺茫地等待另一场革命的爆发呢?更有意思的是,这些人往往又同时标榜香港的示范作用,觉得我们高人一等,永远走在历史的前面,足以为天下法。你既不想和你心目中的赤色中国扯上任何关系,所谓榜样又该如何树起?所谓「香港作为一种方法」的历史功能又该如何发挥呢?还是我们相信只要香港迈上了民主的康庄大道,自然就会神奇地发挥灯塔般的效果,照亮我们心目中保守落后的那一大片晦暗土地呢?

最后,我想谈一下那些有机会有能力做点事的人,他们实在该好好把握自己的难得位置。例如那些代表香港的人大跟政协,就算你觉得在北京争取香港落实真的民主太过为难;你能不能不只是站在港商的角度考虑《劳动合同法》的坏处,也多点为过去10年来遭到剥削而无力议价维权的大陆民工想呢?所谓的「为大局」,所谓的「亲中」,难道不就该是抱持这样的胸怀与视野吗?

【来源:明报-笔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