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哲学的微笑(学哲学的目的.二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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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佛教开始产生真正的兴趣和好感,缘于多年前的一趟博物馆之旅。当时在微弱的灯光之下发现一尊尊观赏佛像于四周的黑暗中渐次开启出点点幽明,整个人就彷佛被送进了另一个世界似的。然后我注意到了他们脸上的微笑,那种笑就像照在他们身上的灯光,介乎有无之间;尽管细微到近乎不存在,但却又决定性地转变了一切;难以形容,唯中文里奥妙的「几」字可以传其神,「知几其神乎」。虽然之前也读过几部经论,约略知道点佛学的基础常识,但我始终迷惑于那种笑。他们到底在笑什么呢?在那一双双合上的眼皮后面,他们究竟看到了什么呢?

哲学曾经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所谓苏格拉底的哲学,不只是他和别人对话的方法与其间隐含的辨证逻辑,也不只是他在对话中提出的种种理论,更是他不立文字浪迹街头四处与人闲聊的生活方式。哲学从一开始就不是种书面的研究,还是一种过日子的办法。只不过我们后来都忘了这点,把它变成远离日常的艰深游戏。当年在大学上关子尹先生的课时,他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诉我们,即便是很多人眼中的蛋头学者康德,也不忘区分「学院意义的哲学」(philosophia in sensu scholastico)和「入世意义的哲学」(philosophia in sensu cosmico),并且以后者为尊。

既然哲学的目的是对准人生的处境,解开其中疑惑,使我们能够过上一个经过思虑的明智人生;那么它能帮我们处理人世最大的难题,帮助我们面对死亡吗?关子尹先生《语默无常》里最叫人动容的一篇论文是〈说悲剧情怀〉。亲历过丧子之伤的关先生说:「今且设想一个具有一定的哲学修养的人自己生病,并知自己命不久矣,则其哲学智慧自然应该产生某一定的力量」。盖古往今来,东西哲人谈论死生者不知凡几,我们总能在其中找到产生力量的资源。可是「今设想患病的不是我自己,而是自己的至亲,而罹患的病又已到了药石难奏的关头,则情形便如何呢……」。

很令人沮丧,关先生居然发现「如果身罹苦难的并非自我而是我的亲人的话,则就算我一己把问题如何想通亦无助于亲人身心痛苦的解除」。然后我们就会发现哲学原来还是无力的。一个人若投哲学以巨大信心,以为它可以解开世间种种困厄,偏偏却在最需要它的时刻才明白它的局限,他的无力和空虚必定难以承受。

不过,正是在哲学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你才能看到它的本质和它的作用。关子尹先生引西班牙哲人乌纳穆诺(Unamuno)的说法,把这灾难的一刻形容为「理性的怀疑遇上了心灵的绝望」,而「它们的邂逅让我们找到一个新的(慑人的)基础,在这基础上我们或可重新找到安慰」。简单地讲,就是在去除了对哲学无所不能的幻想,放弃了对理性的过大信心之后,我们才能合宜地为哲学与理性划出界限。就像明知人有一死,我们反而更珍惜生命一样;知道了哲学的限制,我们才「更能甘之如饴地欣赏哲学点滴慧解给我们带来的安慰」。

更巧妙的是,不再执于对理性那种凡事皆有解答的迷信之后,我们反而可以更超脱地拥抱人生必经的苦难。这时候,微笑就出现了。

关先生很欣赏德国学者佩里斯纳(Helmuth Plessner)的《笑与哭》,认为笑与哭这两种极端的情绪表达形式其实都是人类理性无能的反映。遇上不可解的荒诞,我们哈哈大笑;遇上不能避的痛楚,我们嚎啕大哭。可是哭笑毕竟不是常态,真正在人我关系中起主导作用的,其实就是微笑。「如果哭、笑是所谓『激情』的话,则微笑可说是『柔情』」,乃人类最蕴藉最富深义的表达方式。「微笑基本上虽然是一种情感,却能和赤裸澎湃的激情保持距离」,甚至和「表达」本身保持距离。一个微笑,代表的就是把种种情感安置于一「自制的距离」。「在生命中许多如窘迫、羞辱、悲伤、苦恼,和绝望等处境里,微笑都透显出一超脱的可能」。

学习哲学,如果学到了一个了知其局限的境界,知道命运的不可抗拒与理智的无能为力,我们或就能测量其间的鸿沟,越出情理之上。虽在人世,又与世间一切相隔,从容而有进退余裕,这是不是佛像脸上的微笑呢?

【来源:苹果日报-牛棚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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