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帝国末日的回忆

历史上有些时刻总是被人夸大它的意义,乃至于染上了天启般的神秘色彩。例如美国已故总统肯尼迪遇刺的那一天,几乎每一个美国的中年人都能说得出那一天自己干过些什么,刚刚听到新闻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以及这件事对自己的影响;似乎这天是他们记忆自己人生故事的重要节点,甚至还因此改变了自己命运的走向。相反地,有一种明明影响深远的历史时刻,发生的时候却丝毫无人在意,没有人能够记起那一剎那的详情,因此也就没有足以炫耀给子孙的个人故事。例如凯萨跨过卢比孔河的那一天,跟随他的士兵究竟知不知道这是一个共和国覆灭的关键时刻呢?

还有一些早就被预告过,也早就被期待的时刻,每个人都晓得这天迟早要来,为它做足准备,甚至还安排了各式各样的仪式典礼;但结果那一天和其他任何一个日子原来并没有太大分别,人人照吃照睡,心情平稳。事后回想,只是茫然而已。比方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十多年后,我和朋友追忆当天情景,发现大家都还记得其中一些细节,只是难以形容当时的心情,因为它太空洞了,完全没有预想中的起伏波动,更加没有那种觉得自己正在见证历史的郑重和肃穆。

更怪异的例子是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晚上七点三十分,克里姆林宫一座绿色圆顶建筑,有两个工人从屋顶活门爬了出来,降下那面红色的锤子镰刀旗,然后像餐厅侍应生收拾桌布似的把它折起。红场上人群三三两两,不是出来散步的莫斯科市民,就是外地来的观光客,没有人在意那面旗子的事,更没有大批媒体记者带着镜头和闪光灯涌到现场。那面胡乱被人收起来的旗帜已经在此飘扬七十四年,那一天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最后一天。二十世纪其中一个最强大也最令人害怕的国家,人类历史上最惊人也最大胆的乌托邦实验计划,就此告终。如此一个深具象征意义的时刻,怎能如此草率?

无论从任何角度而言,苏联的崩溃都是一件头等大事。但为什么我们关于它正式被宣告死亡的那一天的记忆却是如此淡薄?就连许多俄罗斯人也都无法准确记得当时的情况;而他们那时候的心境,便和我在九七年七月一日的感受差不多,平淡而苍白,一点也不觉得那天有什么了不起。这就好比老花,越近的事情越看不清;莫非身处历史关键时刻,可能也会有越近核心,感觉就越是模糊的情况?

然而,许多年后,由于人类记忆的游戏,也许过去已久的事情反而会变得丰富起来;甚至连原本寡淡无措的心境也开始被一种叙事上的浪漫需要带动,变得浓稠有味。比方说那天早上的莫斯科,天气晴朗而干燥,可是一个克里姆林宫里的工作人员却记得那天下了大雪。是不是一场没完没了的冬雪,才足以托显出这命运一日的悲剧感呢?

一个时代的终结,一个王朝的覆亡,事后回想,总是带着这种悲剧式的美感。那种悲凉和沧桑,足以叫人暂时抽离出那个时代的不可爱,以及那个王朝的一切过犯,是种非常单纯的形象审美。好比皇帝自缢殉国的那一天,他最后一次上朝,太和殿中竟然空无一人,所有大臣都早已逃逸藏匿。又如君士坦丁堡陷落的前夕,从来拒绝承认对方的东正教宗主教,与天主教枢机,终于最后一次穿上华丽的祭袍,在千盏烛光摇曳下的圣索非亚大教堂举行联合弥撒,祈求终结前的垂怜。「蜘蛛在西泽的宫殿中织网,夜枭在阿弗沙布的城堡上挽歌」,无论它多么地可鄙,多么地罪有应得,一个帝国的殒落至少值得这么一首凄凉的哀歌吧。

爱尔兰记者康纳·欧克勒瑞(Conor O’Clery)在他的《苏联的最后一天》里,也记下了类似的场面:晚上九点,参议院大厦的外面只剩下司机和少数几个保安,戈尔巴乔夫办公室外的整个楼层都空无一人,只剩下戈尔巴乔夫和他最亲密的幕僚在房里喝闷酒。「他感到很受伤,没有一个共和国的领导人——那些与戈尔巴乔夫保持互称同志的关系多年的前共产主义者——打电话对他表示感谢、祝贺或对他不能再为人民效劳表示同情。他结束了压抑,给了人民言论自由和旅行自由,引进了让这些领导人掌权的选举,但他们却保持缄默。戈尔巴乔夫痛苦地想,他们现在都处于狂喜中,忙于瓜分他们得到的的遗产」。

更不堪的是第二天,由于根本没有一个正式的告别仪式,于是戈尔巴乔夫的下属就只好自己找了家酒店,请来三百多名国内外传媒代表,办一场向戈尔巴乔夫致敬以及宣告苏联政权终止的招待会。酒店的总管一开始非常害怕这事会得罪新上台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不敢接下这笔生意。没有人怪得了他,因为他的大脑早已习惯了共产党时代人民对当权者那种惯性恐惧。好在这家酒店有西方资本合营,这个总统的上司遂指示他放心接受预定。所以,戈尔巴乔夫的下属自嘲地总结,在资本主义的道路,「私有化到底是有点好处的」。

最早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让中国读者见识了以单独一年为主题的历史书写方式,后来我们陆续看到林林总总的类似著作,于是也就见怪不怪了。可最近几年,又有不少艺高胆大的作者和史家向更高难度挑战,干脆用整本书的篇幅来写一个日子,欧克勒瑞这部巨著就是其中的表表者。它的难度在于重构那一天从早到晚发生的事件,必须仰仗大量第一手文档,以及当事人的回忆,少一点材料都没有办法用细节铺陈出一本书的份量。同时那些文档和访谈得来的纪录,还必须经过冷静的审视与对照,否则囿于记忆的错误,有意无意的扭曲增删,真相就会蒙上一层迷雾,难以还原。而且,说是一天,但为了充份解释这天一切事件的来龙去脉,以及突显这天的历史意义,你还得补上大量背景,就像黄仁宇动用了整部中国史的理解来说明万历十五年一样,由宏观入局部,方得以小见大之效。欧克勒瑞以非凡的耐性和细心去克服上述困难,虽然难说是完美,但也算得上是成果丰硕了。难怪此书一出,英语世界的评论普遍称善。

可是,无论你如何强调历史脉络和各种经济政治背景的重要,只要当你把焦点放在一天,你就很难不遵循传统,放大当事主角的作用了。如果用棋局比喻历史,这种写法就会很自然地把个别棋子的位置和功能当成重点,多于今日学界强调的棋盘上的形势。所以读罢此书之后,我们会得到一个印象,觉得苏联之所以分解,之所以如此分解,分解之后又变成当前这副模样,原来多半是两个人的问题;这两个人就是性格形象南辕北辙,大部份时间都在缠斗不休的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了。作者常常藉着其他当事人的口,引导读者猜想,要是戈尔巴乔夫当年没那么急进,又或者叶利钦没做过某个决定,事情会不会像今天这般局面。也就是说,这两个大人物的个性与抉择,很有可能是后来历史发展的主因。习惯「长时段」思考问题的人,或者会反驳,指出就算没有戈尔巴乔夫这个人,苏联的实际情况也会为它自己生出另一个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不过,历史确实有太多的偶然。在大部份的苏联观察家看来,苏共保守派在一九九一年八月发动的政变是合逻辑的,因为这种政权就是会有一股力量试图扑灭改革得过了头的火苗。假如苏联是垮在因为这场政变而诱发的内战或革命的话,那也完全合乎预期,因没有人能相信苏联还能以另一种方式——一种和平得乏味的方式,就像后来真实的结局那样——完蛋。偏偏还有一个大胆冲动的叶利钦,有他爬上坦克振臂一呼,竟然就使得那次很合预期又很合逻辑的政变无疾而终。这是不是必然中的偶然?是不是扰动「长时段」趋势的个体?

为什么直到一九九○年,连中情局那些理该很懂趋势的专家还都预估苏联能够再活一段日子,一转眼,这个曾经支配半个地球的强权就突然消解得悄无声息?欧克勒瑞大概就是用这本书来回答大家,那是因为我们站得还不够近,看不见两个关键人物的表情,以及脸孔背后的脾性。

形象,往往要比我们想象的重要。从苏联国旗的沉降,新旧政权交接时的紊乱,一直到戈尔巴乔夫最后所面对的众叛亲离;隔着距离,我们都可以像欣赏悲剧一样地来感慨这一系列帝国瓦解的败象。但对俄罗斯人而言,关于这一天,他们记住的却是越看越窝囊的戈尔巴乔夫在辞职演说中的虚弱形象。自此之后,这个毫无美感可言,丝毫不能使人悠悠喟叹的日子,就成了许多俄罗斯人创伤性的集体回忆。有些人忽然「记起」那天自己是多么地愤怒,而不是欢呼庆祝。自此之后,他们开始期待另一个形象,一个能替他们雪耻复仇的强人形象。

【来源:苹果日报-普通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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