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柏杨的诱惑

静看近来有关奥运的种种争论,很难不想起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序言里说的一个小故事:

医生:「对不起,我恐怕要报告你一个坏消息,化验的结果就在这里,恐怕是三期肺病,第一个是咳嗽……」病人:「怪了,你说我咳嗽,你刚才还不是咳嗽,为什么不是肺病?」医生:「我的咳嗽跟你的不一样。」病人:「有什么不一样?你有钱、有学问,上过大学堂,喝过亚马孙河的水,血统高人一等,是不是?」医生:「不能这么说,还有半夜发烧……」病人:「不能这么说,要怎么说才能称你的心,如你的意?半夜发烧,我家那个电扇,用到半夜能把手烫出泡,难道它得了三期肺病!」如此这般,继续夹缠,最后医生终于急了,他说:「不要胡扯,不要躲避,不要用斗臭代替说理,我过去的事和主题有什么关系?我们的主题是『你有没有肺病』。」那病人则如此回应:「看你这个『丑陋的中国人』模样,嗓门这么大,从你的历史背景,可看出你的恶毒心肠,怎么说没有关系?中国人就坏在你们这种人手上,让外国人认为中国人全害了三期肺病,因而看不起我们。对你这种吃里扒外的头号汉奸,天理不容!」

我感到一种诱惑,几乎忍不住就要把这个故事套在某些人身上,然后慨叹一番:「中国人的劣根性」。这就是柏杨的诱惑,这就是「民族性」论述的诱惑了。

在两蒋治下的台湾成长,我受的是「忠党爱国」的教育,初次接触《丑陋的中国人》,自然看得一腔怒火,觉得这家伙怎能如此不公正,尽说中国的不好。再读下去,遂意识到自己的无知,批判一个对象又何必先为它说好话呢?更何况好话老早都给别人说尽了。后来我渐渐地从完全拒绝变成彻底接受,认为柏杨所言一字不虚,中国人这个民族确实丑陋不堪,确实得好好改造一番。

年岁再大一点,书也读多了一点,才晓得柏杨如此猛烈的批判绝非横空出世。早从梁启超的《新民说》开始,再经过鲁迅《阿Q正传》和陈独秀等《新青年》的密集炮火,分析和攻击中国「民族性」的论述已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在这一百年的历史里,同样的问题不断地提出,同样的判断不停地落下,柏杨原来没有说过太多前人所没说过的话。

这里的问题正如旅美学者刘禾在〈国民性理论质疑〉一文中所说的,有太多人把目光集中在如何给中国的国民性定调,却几乎没有人去问「国民性」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知识范畴?它的神话在中国的现代性理论中负载了怎样的历史意义。

包括柏杨在内的大部份「民族性」问题作者都采取了一套本质论的进路,将部分中国人那很难看很不堪的言行表现视为文化里深深埋藏的疾病,而且是种不可避免的病。然而它的病因如何,它怎样具体作用在每一个人身上,却又是文学家之笔所无力顾及的课题了。往往东从历史里撷取吉光片羽,西在日常偶然的一桩事件里抽出模型,再类推出一个很宏大很普遍的原则出来,基本上没有什么严密的方法可言。

我们也知道「民族性」的相关讨论其实是殖民帝国高峰期的产物。它的基本作用是以近乎偏见的典型去分类世界各地不同的人群,大而化之地概括出所谓的「特性」与「本质」;如此一来,殖民帝国方可明确分辨人群间的优次,树立自己无上的权威,并且找到处理殖民地属民的正确方法。难怪第一个研究中国民族性问题的不是中国人,而是传教士明恩溥。

「民族性」论述最大的问题是它其实解决不了什么。假如我看不惯某个人讨论事情的时候动不动就要猜测对手「不可告人的邪恶动机」,因此总结出他这是中国人劣根性的话;这是不是一个不证自明的循环论证呢?我是不是也犯了逻辑跳跃推理粗暴的毛病呢?与其如此,何不直接明快地告诉他,个人的动机不一定总是和事情的真假对错有关?局部的问题,应该局部地处理;凡事上升到「民族性」的层次,很容易会造成说了等于没说的无效结局。

坦白讲,当我看到有人在奥运火炬传递过程的事端中指斥韩国人「全是一群高丽棒子,老早就和中国人有仇;他们心胸狭隘,性情粗暴」时,我也忍不住想说「你们这群愤青还是摆脱不了浅陋的民族性格,总是喜欢把一个民族看成一个整体,以偏概全,犯了典型化的毛病」。但我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岂不是这个民族性的产物吗?民族性理论总是无法恰当地说明为什么有些人能够跳出「民族性」的囚笼。

「民族性」论述的诱惑,在于它的轻省方便。我依然尊重柏杨的勇气,感念他的启蒙,但是我必须逃离他的诱惑。

【来源:苹果日报-牛棚读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