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读出慈悲

我曾经以为自己不可一日不读书;然而,在过去的这个礼拜里,除了诵读佛经,就几乎什么都看不下了。唯一能够入眼的文字,只有关于四川震灾的一切报道和评论,于是我看到了李怡先生那惹起争议的「天谴论」。天有灾异,执政者要躬省其过,下诏罪己,乃系王朝传统。毕竟,只有皇天才是制衡绝对王权的唯一力量。李先生以此提醒当局,胡佳要放,人权很重要,民主不可不实行……;在国难当头的这一刻,这些话当然很让人受不了。

李先生后来辩解,就算事态再怎么紧急,异见也是必要的。他又引了内地报刊种种关于救灾和测震的质疑为例,说明言论自由可以带来进步。恰巧我也在他所说的「牛博网」和《南方都市报》等媒体上供稿,那些异见我无一略过,所以我能够大胆地说,他们和「天谴论」还是很不一样。无论是抨击当局封锁震前预测的言论,痛骂学校建筑的豆腐渣工程,还是批评政府不让外援早一步到场,大家想的都是这场浩劫下的无助灾民,想的是如何可以预防悲剧,如何可以救出更多的人。而李先生的异议则是要政府在这时候好好反省它的人权问题,政治闭塞,甚至效法以前的皇帝,尚德缓刑,重断狱。

李怡先生一向关怀中国的政治自由与民主,背后自当有一份强烈的爱国热忱,于是渐渐走上了当局眼中反对派的路。怪的是,许多人会就此以民主斗士自居,似乎除了民主二字,别无它事可议,国家也再无它事可做。再发展下来,遂以阻碍政治自由的执政者为仇雠,而且它的所有过失以至于所有天灾人祸都能归咎到它不民主的病根上头。我想,李先生这番言论本来也自有道理,只不过在一剎那间,他对当局的愤懑嗔怒盖过了他对百姓苍生的慈悲。故此即便震灾来了,我们也还是得先关注一下政府在政治改革上的过失,以死难者为其警讯。因爱国生起的执,扭转成另一种反向的执,也是人性惯见之无奈。

这几天我一直想起欧洲思想史上那个著名的譬喻,「杀一个 中国人」(Killing a Mandarin)。最早是狄德罗,他提出一个问题,假设一个杀人犯跑到了中国,欧洲人会不会担心他在那里大开杀戒呢?应该不会,因为长江不如塞纳-马恩省河,太 远的地方我们顾不。到了夏多布里昂(Francois-Ren de Chateaubriand,顺带一提,老式西餐里的『七打牛柳』就是得名自他)手上,故事开始有趣的变形。他的问题是:假如你能够透过某种神秘的力量,神不知鬼不觉地害死一个远在中国的富翁,然后在你法国的户口上多了一笔惊人财富,你干不干?后来的作家如巴尔札克,也再三拿这个故事来做文章,因为它刺中了道德心理学的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人类有关怀陌生人的能力吗?我们都知道这世上有共享的价值通行的律则,但是感情上,我们会不会因为时空的辽阔而阻断了对远方同类的切身感受呢?

更切时也更为人所知的版本来自亚当.史密斯的《道德情感论》,他先把「杀一个中国人」变成中国出了场大地震,然后他一如既往地指陈了人性的现实:一个欧洲人听到这消息之后或许会难过会沉思,但第二天就立刻回复正常的生活与工作了。亚当.史密斯不是要大家继续自私的本性(其实他从来都不欣赏人的自私),他希望每个人都能培育自己同情共感的能力,消减偏见与距离的障碍,不只能想象自己身边贫苦大众的困厄,还要能设身处地的领会远方陌生人的痛苦。简单地讲,人应该有配得上理性道德律的同情心。

这种同情心该怎么发展呢?读书。我们总是活在自己有限的生活之中,不可能了解每一种人生的可能。但是透过阅读(尤其文学),我们就能从可怜的囚笼里解放出来,切身体会其他人的遭遇,其他人的悲喜。所以,有富豪因为阅读而立志投余生于第三世界贫民生计的改善,有异性恋者因阅读而彻底扭转自己固有的定见。书读多了,应该有一份宽容博大的同情与慈悲;愿与诸先进共勉。

【来源:苹果日报-牛棚读书记】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