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政府掴了自己一巴(外国人的忠诚二之二)

读点世界史,我们就会发现古人并不太介意请外国人做官。且看近邻泰国,在暹罗王朝定都「大城」(Ayutthya)的年代,朝中不只有法国人出任财政大臣,甚至连国王的近身卫队也是从日本浪人里挑选出来的。至于欧洲就更不用说了,不只许多在自己国家混不下去的知识分子流亡到了另一个宫廷之后得到重用,外国血统的贵族当本国国王的事更是司空见惯。大家开始计较官员和国王的血源与出生地是很晚近的事,是民族国家取代了王室封国之后的结果。

以前的英国人法国人根本连自己是英国人法国人的概念都搞不大清楚,他们又怎么会在意统治自己的是那国的王宫呢?皇帝国王也不大管臣下的出生地点和民族出身,他们要的是臣下对自己的忠诚,而不是他们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换句话说,朕即国家,我俩私人关系好,你信得过我,我信得过你,那就是足够有余了。直到民族主义兴起,连伊利沙伯女皇也要宣称自己是爱国的英国人,官员效忠的对象才渐渐从具体的主人转移到抽象的国家和民族身上。于是官员的出生地点、血脉传承以及国籍就变成忠诚的基本证据。可别忘了,护照这种东西也是二十世纪之后才逐步流行全世界,十九世纪的官员又怎能凭他没有外国护照来证明自己爱国呢?

问题是为甚么到了今天,还有拿新加坡护照的人坚持自己可以在香港当官,而且还无惧大家对她的挑战?回想十年前的香港吧,当时政府高层有多少拿着祖家护照的英国殖民官?又有多少最高级别的华人公务员手持美加国籍(甚至到了今天还是如此)?英国殖民地由英国人掌权固然不足为奇,但华人高官的外国护照又该如何理解?他们拿的又不一全是英国护照。

可见当年的香港实在是个「非政治化」的城市,殖民政府不抹煞市民对中国身份的认同,但也绝不鼓励大家把这份认同从文化和血缘的层次上升到政治的层面。依据英式殖民管治风格,它同时也不会推动市民向英国效忠;不只如此,它甚至希望大家没有一种政治化的民族概念。所以香港就变成了一个没有国籍概念的自由商埠,就像个大财团似的,它的唯一目标就是牟利,谁能让它继续下金蛋谁就是好官;只要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为政者心里向谁效忠并不重要。

然而回归十年,香港经历了「再国族化」的历程,上下都在推动本来就觉得自己是中国人的香港市民把这份归属感进一步政治化,不只要忠于自己的民族文化,还要忠于民族国家。在这种背景之下,香港市民看到一批政坛新贵手持他国护照而且死不放手,难免会哗然不满。

你们不是叫我们当个纯正中国人吗?怎么还会请来几个外国人治港呢?曾荫权在为这件事辩护时说出了「用人唯才」的原则,他大概忘了今夕何夕;香港在你们的努力之下,已经不再是那家用人唯才不问国籍的有限公司了。

【来源:am730-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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