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越界越多,能量越大

他在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纵论天下大事小事,他在香港商业电台一台采集百姓声音,他在「开卷八分钟」将深奥的学问「翻译」给大众,他是11份报刊的专栏作家,他是香港特区政府环境保护运动促进委员会委员。他相信,一个人跨界越猛烈,能量就越大。

17岁的专栏作家

1971年,梁文道刚出生4个月,就被抱去了台湾,在那里一直长到初中毕业。彼时台湾很多帮派,文道14岁时,认了十八九岁的大哥,跟着老大上街吃啊喝啊赌啊,当然也有打架。

台湾的小混混不读课本,不等于不读书。事实上,梁文道开始读川端康成,就是老大推荐的。他本人更中意哲学,初一就开始读殷海光,读胡适,读罗素。

初中毕业后,「没有高中愿意收」的梁文道被父母接回香港。

1988年,17岁,高三。他已是左派先锋青年。因为在台湾受了太多「忠党爱国教育」,又在天主教学校念书,回到香港这个自由社会,见到三方观点,「你过去对『国家』的观念、你的整个历史观,就崩溃了」。

于是开始读马克思,搞小剧场,去「歧视女性」的选美会抗议。总之,「有很多意见」。有人对他说,你那么多意见,就自己写点东西啊。家里一直订《信报》,便给《信报》投稿,反驳某位评论家的剧评,两星期后,稿件见报。

投到第三次,编辑打电话来了。「那些文章都是先有初稿,再誊改一遍,写字一小心,字体就像女孩子,所以呢,编辑打电话问我妈,请问梁文道小姐在吗?」

母亲解释了一下,说,「他上学去了。」「教书去了?」「不,他念书。」「哦,念大学?」「念中学。」

17岁的梁文道就此走上专栏作家之路。

香港商业电台台长

在梁文道和林奕华这样的文化人眼里,香港是一个高度同质化的商业社会,「(文化产品)满盘皆赢,或者满盘皆输」。2002年,他曾入主香港商业电台一台,由小众而大众,一年多后却因「理念不合」,重返边缘。

「我的朋友蔡东豪,当时商业电台的总裁,跑来找我,问我有没有兴趣去做台长。我以为他开玩笑,我从来没有一天在办公室里坐下来打过工,你让我不只坐办公室,还要做管理,不只做管理,还要管一个电台,不只管理一个电台,这个电台还是全香港收入最高影响力最大的电台……」

「后来他又找过我几次,用了ultimate exposure(终极曝光)这个词,意思是说,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像你这样的文化人可以打进主流社会,在主流电台里实践你自己的理想。」

梁文道同意了。「非典时期,我派记者去火车站,去的路上,找老百姓说话,问他们,你有什么话最想告诉其他700万人?只录30秒,然后在新闻短讯的前后播放。一天下来,你可以听到上百个普通市民对这个社会的想法,都是没过滤的。

「也开了一些文化和读书节目,找香港才子陶杰开了一个节目叫『光明顶』,想帮香港人改变一下思考方法。还有时事节目『风波里的茶杯』,香港主流社会相信新自由主义嘛,我就请一些左翼知识分子谈经济政策,故意来把它弄乱一下。」

你做的事越多,你能做到的事就越多

内地观众认识梁文道,多是通过「锵锵三人行」,但他的「身份」,显然远远不止窦文涛身旁那个侃侃而谈的「知道分子」———

11份报章的专栏作家;一家中学———香港兆基创意书院的文化顾问;香港特区政府环境保护运动促进委员会委员,「负责给人家拨款搞环保」;香港两个剧团的董事局成员;拥有一个名为「上书局」的小出版社,「出一些简单的小书,也编一个杂志,我是编辑,也是社长」;香港有线电视一个周播时事评论节目的主持人,「没有时间,就快不做了」。

当然还有「牛棚」。2001年秋天,梁文道携志同道合者,进驻位于香港土瓜湾的一个被弃置的动物检疫站,开办「牛棚书院」。书院不提供学历、文凭或者专业资格,只为在大学教育的专业导向之外,开阔学生眼界。

「我梦想有一天,随便和一个杂货店老板攀谈,发觉他喜欢研究汪精卫;或者一位中学生说,他在研究香港的蝴蝶。人们把追求知识当作嗜好,没有特别理由,只为『好玩』、『过瘾』。」

2005年,牛棚书院因经费原因宣告停业,最新的消息是,「我会把牛棚搬到兆基创意书院去,让它晚上开夜课。这个暑假,牛棚就会重新复活。」

此外,梁文道还要参加各种小区运动、古籍保护运动,有时作站台讲话,有时在后面出谋划策———如何在媒体上抢到发言阵地,等等。

「我没见过像他这样消耗生命的人。」他的朋友、香港传媒人潘诗韵说。

梁文道却一点也没有停下来或者慢下来的意思。「我觉得我会死得很早,因为要做的事情太多。但是这些事都是我应该干而且能够干的。你越界越多,你的能量就越大。有些人可能很好奇,你怎么能做那么多事儿。答案是:你做的事儿越多,你能做到的事儿就越多。」

最主要的观众是我这样的人

梁文道坐在北京西北三环的一家咖啡厅里,仔细卷着烟丝,然后———借用他同事的描述———深刻地吸着。「很多人认为我看很多书,我想说的是,我只是达到了一个正常水平而已。」订阅英国人文杂志PROS-PECT,今年1月该杂志评选了2007年最被高估和低估的文化产品,参与评选的几十位多数是媒体从业者,「你看那些人,很吓人的。比如评选去年最被低估的书,一个BBC的记者选的是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的巨著《世俗世纪》,800多页,这表明他的阅读范围到了那儿。应该有一个相当广泛的涉猎,这是我心目中一个做媒体的人,或者在媒体上发表意见的人应该达到的水平。」

他曾把自己定位为「买办」,要把封锁在学术著作里的有趣的想法、很好的观念「翻译」给普通人,「开卷八分钟」就是他的一种尝试。最初,台里一度想请于丹代替他主持这个节目,以吸引「更加主流的观众」,结果没谈成,已经在「文道非常道」上投入大量精力的他,又回来兼顾。「同事告诉我,我的节目,网上下载视频看的多过看电视的。我觉得我的观众都是一小撮,和那些广告商喜欢的、坐在电视机前等着节目开始的观众比,是两代人。」

梁文道想象自己的观众,「是做媒体的人,教书的人,文化人,读书人跟学生。对,我比较针对这些人说话。」顿了一下,又笑着「纠正」:「我最主要的观众是我这样的人。」我做时事评论也是这样。有的人做评论,像国师,都是政策建议,当局应该如何考虑,但我很少这样。这是一个小众群体,我在这个群体里跟大家对话,或许我们这个群体以后会做更多的事情,改变更多的事情。」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2008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