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兵者,凶器也

我时时感到,自己简直幸运得离奇。少时住在台湾,既没有赶上“白色恐怖”的末班车,也感受不到彼岸“文革”的压力,几十年下来更是没遇过任何战争,日子太平到了连我自己都觉得难以置信的地步。一百五十年来,能有多少中国人享得这等好运气?特别是战争,过去六十年,竟然没有发生过任何燃及这片国土的大规模战事,国史罕见。于是我更难免担忧,深恐有生之年终得碰上一回祖辈常见的灾祸。有意思的是,如今上网,却常常见到许多同代人有不一样的想法;他们不仅不怕战 争,甚至还渴盼战争。

我老开玩笑说,尽管我们总是自诩“中国人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但老外要是都懂中文,看到了我们微博和论坛上那些杀气 腾腾的言论,大概都要以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好战的民族。可不是吗?从十几年前“放几颗导弹把台湾炸个稀巴烂”,到今天的“血洗胡志明”,那股“顺我者昌, 逆我者亡”的气魄,实在慑人。

最近读到评论家陶短房先生的“当整个国家处于马背状态”,再一次印证了我的这套偏见。看他这篇文章,才晓得五胡十六国的冉闵近来居然被当成了民族英雄,他老家还给他树了一座“中华武魂园”,表彰他“带领汉族人民恢复华夏威仪”的功勋。一个史书上声名狼藉的暴君,怎么就成了今人眼中大扬国威的英主?正如陶先生所言,他那害死了数十万人的“杀胡令”,基本上是场“靠行政命令进行自上而下的屠杀”,是针对自己治下 百姓的种族清洗。然而,再看现时种种呼吁国人要有“狼性”要敢“亮剑”,动不动就把秦军坑杀几十万兵马的战法说成是了不起的壮举的言论,冉闵受人崇拜也就 毫不可怪了。

为什么我们没有能力去想像那些步卒被活埋时的惨嚎,想像他们父母妻女的哀恸?为什么我们好像都忘了家中老人当年颠沛流离朝夕恐慌的集体记忆?为什么我们一想起战争,想到的不是破败、伤痛和死亡,而是复仇的热血、对敌的勇武、凯旋的威风,甚至兵器的帅气?就像某些没完没了的国产 战争影视作品,好人的死总被拍得浪漫到天旋地转,豪迈到气壮河山;而坏人的死则是一枪一个倒下,豆子炸裂般的清脆。死亡与战争,都成了一种脱离了现实的抽象,一种不带血污的审美对象。

于是我开始搜寻当代中国反战教育的材料,谷歌一下,出来的前五页多和美日相关,不是美国人如何反越战反伊战,就是日本人对待“二战”历史的问题。其中一篇包含“反战教育”关键词的论坛帖子,谈的便是对日反战教育:“如果日本缺少了这方面的教育,只能为犯罪铺平道路。所以中国社会和军方,要严肃认真地讨论,如何对日本进行教育⋯⋯”

我还看到有人试着提问,“中国为什么没有反战电影?”结果他得到一顿臭骂。总而言之,大家对这问题的看法是越战不该打,侵华战争不该打,所以美国和日本当然要拍反战电影,但是现代中国有哪一场仗是不该打的呢?又有哪一场仗不是为了保家卫国?说得有理。所以我数了一下,发现抗日战争之后,中国还打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珍宝岛战役”和 “对越自卫反击战”。学界对这些战事利弊和必要性都有过争议,但在最正式和最一般的情况下,我们的确都不敢说它们不该打。只不过,我还是好奇,即使是“该打的”仗,也还是在文化上容得下一丁点描绘战争残酷,乃至于反向种下和平芽苗的空间吧?好比美国人晚近拍摄的“二战”,又好比唐代的边塞诗,有时求的只不过是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壮烈之下,亦能听见那一丝“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的余音罢了。

今年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百周年,于是我想起彼时英国军旅诗人威尔弗雷德•欧文(Wilfred Owen)描写毒气战的名作《Dulce et Decorum est》,曾经录入英国中小学课本,至今仍是学校诗歌学习和“反战教育”的常用教材。

它的最后一段是这样子的:“如果你能听见,当每一下震颤/这血就从肺泡碎裂的肺叶流出/如癌瘤污秽,如呕吐物般酸苦,不可治愈之溃疮生在无辜的舌头之上/我的朋友,你就不会那么意气高昂地/去告诉那些激渴荣耀的孩子/这古老的谎言:为国捐躯,正确又美好。”(末句原文为拉丁谚语:Dulce et decorum est Pro Patria mori)。这样的诗,也能列作教材,可见反战教育确实需要更广阔的背景,一种看见卑微者生命之脆弱要远大于光荣纪念碑之不朽的背景。

【来源: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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