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国足

尽管有不少球迷呼吁,世界杯期间最好少提中国足球。可没办法,看到人口不足400万的乌拉圭,有人会想起中国13亿人怎么就凑不出一支11人的强队;看到不是那么喜爱足球的美国,有人会奇怪中国球迷的狂热与球员表现的差距;看到日本、韩国和伊朗在巴西的草地上奔跑,有人就要开始严肃思考亚洲人种的问题了。我们这么爱谈中国足球,是不是因为我们只被准许谈论中国足球呢?

难道不是吗?纵观过去十年言论史的演变,许多话题前两年还能畅所欲言,后两年就突然变得敏感。又有一些过去还碰不得的沉默黑洞,会渐渐转化成人人参与的新开发区。惟有足球,不随风向转变,永远自由,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只有在足球上头,一个人可以公然推许日本,而不怕被人骂做汉奸。也只有足球这个领域,你甚至能宣称自己绝不支持自己的「代表」,却不用担心人家用爱国的大旗把你压死。

于是中国足球超载了,成为全民情绪的宣泄口,也变成了大家检视中国诸种问题的透镜——试着用它去看那些其实和足球没有太大关系的毛病。非常惭愧,身为媒体一员,我也未能免俗,总是想用足球去说些足球以外的事。

例如前几个月闹得陆港矛盾急剧升温的「游客街头便溺事件」,当时大家都被自尊心和怒火蒙上了眼睛,争辩文明与宽容的问题,以至于看不见一个很基本的事实:那个在马路边方便的不是大人,而是小孩。这个区别在我看来是很重要的。因为大多数内地人都不可能容忍一个成年人蹲在城市街头排泄;但要是换了小孩,或许就有不少人觉得情有可原了。这让我想起多年前第一次在深圳搭地铁的奇遇。那天,我看见脸色疲惫的城市白领主动让座,本来我应感动,并感慨人民素质的提升;然而我却惊得以为自己正在做梦。因为那位先生让座的对象不是孕妇,不是长者,也不是伤残人士,而是一个背着书包的小学生。全世界大概只有中国会让座给小孩(同类事件后来我还见过很多次);国史上也大概只有今天,小孩得到了老人才配得上的待遇。

我们对儿童如此照顾,对孩子如此「尊重」,也就很难怪高考期间,长大了些的孩子就该配上「文武百官至此下马」的肃静回避了。这和足球有关吗?恐怕是有的。日本小学生穿着短裤在下雪的冬天里踢球时,有些被当做老人看待的中国学生居然不能带足球上学,因为家长怕他们受伤,怕他们耽误学业,而学校怕担上责任。

又例如,深圳举办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前三年,一位后来因为贪腐而被捕的官员找了我们几个文化人座谈,想让我们为这次盛会的宣传和开幕式献策。当时好像只有我不识时务,反对把钱花在这些事情上头。我的建议是,与其耗费放烟花盖巨蛋,还不如多在小区增建体育设施,把全市人均运动时数和人均体育空间的提高当目标。这事也和足球有关吗?恐怕是有的。因为当荷兰有四分之一的人口每周都踢两场比赛的时候,中国不少城市居民竟连球场都没有亲眼见过。

中国要用举国体制培养能拿金牌的少数专业运动员;其他人口比中国少掉太多的足球大国,则以从小到大的全民参与,以及充裕的场地和时间,发展出真真正正的举国足球。换句话说,至少足球这种运动,人家和我们是平等的,因为他们也举出了全国之力,尽管他们没有我们的体制。

既然如此,又为什么曾经有段时间,中国足球在世少赛和世青赛上都有不错的表现呢?又为什么,那些在青少年阶段踢得很好的球员,长大成了大国脚之后,反而又都不行了呢?我猜这可能就真的不是足球的问题了,这叫做社会的错。请想想看,在校际比赛里头,一间学校用初中年纪的球员来踢你的小学生,再用高中年龄的球员来踢你的初中生,他能不赢吗?能不成为「足球名校」吗?等到大家的身体都成熟了,虚长的几岁再也比不上真实的技能,那时候才见得真功夫。

已转行打高尔夫的邓乐军曾入选1991年世少赛的最佳阵容,与意大利的皮耶罗同获「希望之星」。后来,他在「国安」和「鲁能」都有过辉煌的岁月,但始终让人难以相信这就是那个曾经力压皮耶罗的天才少年。再后来,我才看见报导,当年他俩对阵的时候,皮耶罗16岁,邓乐军22岁,后者被人虚报了年岁。讲到这里,我想我也开始明白那些不愿再谈国足坏话的球迷的心情了。因为我们很难弄得清楚,这究竟是在谈论足球,还是在谈论中国。难得四年一度的世界杯,我们还是莫谈国足,闭嘴为妙。

【来源: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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