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专业

人真是会麻木的。自从受到内地媒体采访以来,许多一开始不能接受的做法,久而久之,我也就慢慢开始习惯了。都不清楚多少回了,我在报上看到自己的专访,会发现一些根本没向我提出过的问题,而我居然还能「回答」得头头是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那些问答并非全属虚构,只不过是记者假装问过我几条问题,再从我在某一场发布会或者演讲说过的话里节录一些内容,当作对其问题的回答而已。也就是说那些答问从未存在,但部分内容却又真是我说过的话。

其实我算是幸运的了。有一位作家朋友甚至碰到由头到尾全部瞎编的专访。后来他在某个场合看见那篇访谈的记者(作者),便上前责问,不料对方气定神闲地答道:「×老师,你不会这么较真吧?」于是,当我最近收到一位记者寄来的「作品」,要我审校其中「答案」有没有错误时,我竟然生出一股感激的心情。

这种要求我碰过好几回了,你可以说那是「求真」;也可以说是要我确认他的做法正当,成为这篇不曾存在的「访问」的同谋。无论如何,我真的适应了,并且渐渐相信这是个常见的现象。除我之外,必有无数受访者愿意配合,这些记者才会表现得那么自在,彷佛本应如此。

回想当初,我是连看稿都拒绝的。因为我曾经认为,接受一个采访,就要信任这个记者和这家媒体,信任他们的专业能力与操守。

假如受访者在访谈刊发前看稿,这岂不是给了他一个审查的机会吗?没错,这也是一种新闻审查,这个世界上的审查绝不仅止于政治。

若是为了确认事实,要不请记者就具体疑难再次查询,要不就该花钱另聘编辑出手代劳。你让受访者看稿把关,他也许删改悔不当初的言语,甚至修饰美化,让自己更加正面更加高大。

我以尊重专业的态度去对待媒体,拒不事后审稿,得到的结果却是一长串的基本事实错误,以及天马行空的编造。所以,偶尔我也开始学着看稿了,因为我发现原来许多媒体人并没有以同等的专业标准去要求自己。

这 只是冰山一角。某些商业发布活动要发「红包」给记者,干脆成了人尽皆知的「行规」,不发反而显得搞活动的人不专业不懂行情。而媒体的管理方则默许这等行规 的存在,视之为记者过低薪水的正常补贴。换句话说,专业伦理的沦丧已经嵌入到整个行业的薪资结构,成为传媒业的肌理结构。我真不知道在这样的状态底下,你 要拿什么去对抗由上而下的权力巨手?

偶尔我去一些媒体座谈,讲这些大家不太爱听的话,部分同行还嫌我想给大家再添枷锁,似乎专业规范和政 治条框都是管控,只有全都甩开才算真正自由。他们大概不清楚,新闻自由不是个体的为所欲为,而是集体的自主能力。真正的新闻自由与专业伦理的自律,根本是 不可分隔的同一回事。

按照已故社会学大师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讲法 ,社会上所有「场域」的相对自主,皆离不开这个场域之内的自律逻辑,它对内界定了场域里边各种互动和竞争的规则,对外则撑起了足以区别其他场域和外在力量的界限。

放在新闻界上,这个次场域的自律逻辑便是它一系列的专业伦理了。整个新闻界对这套伦理的坚定信守,不仅可以为每位同业带来尊严,使其不轻易自侮;更能赢得外间的尊重和支持,使之不能轻越雷池。

如果不顾操守,收取商人和公关的「红包」,那你又为什么不能拿点官员给你的好处呢?反过来说,哪怕是一个受访作家看稿,也很难说不是一种「干预」。

且莫以为这是要谈道德大放高调。从古至今,多少专业在为它们的自主独立奋战的时候,都要倚仗它们惟一可以自恃的专业伦理。昔时欧洲学术界摆脱教会和国家的羁绊,也正是他们努力建设自己的自律逻辑的时候。今天不少「第三世界」的司法界力争司法独立,主要武器就是界内全体对司法原则和司法精神的不易认同。当一整个专业都能坚守原则,并以专业操守为傲,社会大众便会逐渐形成共识,知道这个行业的精神与底线。我们见过太多这样的事例了。

我们不能拿种种限制当作借口,放弃自己的专业操守。当你开始懂得一个受访者没有权力去审查你写的文稿之后,你才真正懂得拒绝任何不专业干涉的理由。

我相信,到时候,连被你拒绝审稿的受访者也会懂得,并且站在你的旁边。

【来源: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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