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我在台湾念小学的时候,每天放学都得全班出动打扫各自的教室;至于公用场所,则分配给高年级的学生轮流负责。这么多年过去了,也不知道台湾是否仍然保留了这种教育习惯。

说真的,那确实是种不错的习惯,很能调剂由早排到晚的课堂生活,我们一群男生都把它当成玩闹的好机会。有一回,我们循例在把桌椅推到四周的教室中间练摔 跤,有一位同学发起狠来不顾规则,抡起扫把打人,一不小心打飞到窗户上,砸了玻璃。老师得到消息,赶过来视看现场,确定无人受伤之后,便开始追问是谁干的 好事。我们几个在场的同学全都低头盯着自己的鞋子,没人吭声。第二天,老师通过秘密调查,总算找到元凶。大伙全都气得要命,决定也要展开我们自己的调查, 想看看是哪个家伙这么不讲义气出卖了兄弟。

我们的举动大概太过张扬,于是老师又把我们几个叫了出去,教训我们做人的道理:「做错了事就该承认,如果自己不坦白,举报你出来的人不只没错, 反而是干了件好事……」听闻了他的大道理,我忍不住反驳:「但是义气难道不重要,友情难道不重要吗?老师不也教过我们『桃园结义』,说那是值得效法的好汉 精神吗?」接着,老师就语重心长地给我们上了一课,一节不在课程范围之内但又比一般课目更加严肃的道德课。大意是,友情固然重要,但它并不是最最重要的价 值和德目。要是不问大是大非,一切判断只凭交情而定,那和黑社会犯罪团伙的义气有什么分别呢?

扯了这么远,是因为曼德拉逝世,中国用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个说法来形容他。

什么叫做「老朋友」?做「老朋友」又需不需要彼此认可某些在友情之上更加宏大更加深邃的价值呢?有些网民也提出了类似的疑问,想要在历年来一切「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清单里头找出共性。

过去两年,《南方周末》《新京报》和其他的几份媒体都曾对「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做过专题报导,因为这的确是外交辞令中的常用语,很值得整理分析。结果一列 出来,共有六百人之多,表面上看确实不容易看出他们共通的地方。年轻的朴槿惠,她是老朋友;已故的金大中,曾经遭到朴槿惠她爸朴正熙的政治迫害,也是我们 的老朋友。胡志明那不用说,卖命的交情,当然算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后来被越南军队击溃的柬埔寨政权领导人,杀了全国五分之一人口的波尔布特,几份清 单都没数到他的名字,那是因为当年我们使用另一个讲法来称呼他:「柬埔寨战友」。

其实我们都晓得「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是什么意思,那就是对中国人民友好的人,或者至少得对中国政府友好。问题只是这些背后还有没有一点别的什么?一点要比一群砸了教室玻璃的小男生的友情更加了不起的什么。

我这个比方丝毫没有不敬的意思,因为把国际关系拟人化,恰恰是我国长年以来的习惯,很有中国人讲究人情的文化特色。人家干了对不起我们的事,我们便把全中 国人比拟做一个人,说他们「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这让我想起了当年被我们喝问「是不是你告密给老师」的那位女同学,她哭了半天,应该真的很受伤害)。 相反的,人家和我们建交,我们可能就会把当时做人家首脑的那位政治人物称作「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按照现实主义的理解,国际关系乃是最赤裸裸的利益关系。把它拟人化,铺上一层人情色彩,也不失为一套好策略,因为利益是个大家都不愿明讲的事,说破就俗。 但在当前国际环境的操作底下,原来只不过被人当成是修辞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却又越来越显得不只是掩饰实利的虚辞,而且还是真正有效的观念。这时候单讲友 情,会不会不太够用?会不会显得好像只离实利半步,不够高大气壮呢?想当年,各国抵制南非白人的政权,逼着他们放下利益考虑的就是价值观。今天美国和日本 在亚洲发起对中国的外交围堵,其中一个着力点也是价值观。当前的中国又用什么价值观去决定谁是我们的老朋友呢?

「冷战」年代,「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还多半真有些共同信仰。「冷战」结束之后,彷佛就和中国内部的实用主义同步发展似的,老朋友只要老在一起做买卖就行 了。尽管这个词语出现的频率也越来越小了,但它留下的空缺始终不是用不着填补的。不讲友谊,可不可以讲价值观呢?莫非真的只能谈利,何必曰义?

【来源:新世纪】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