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金牌拿到手软之后

肯定中国的奥运金牌总数会超过美国之后,内地网络居然出现了这个情况到底好不好的讨论。当香港乒乓球手高礼泽战胜了卫冕世界冠军,挺进八强对上国家队成员时,更有网民呼吁:「中国队的金牌够多了,干脆留一面给香港同胞吧。」这真是一个小小的,奇怪的心理转折。回想赛前,国人最期盼的就是「夺金」,而且越多越妙,最好能一举越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金牌大户。但真等到目标达成,松了一口大气,大家却开始回头反省金牌的价值,甚至体育的意义了。

自从刘长春那「一个人的奥林匹克」开始,中国在体育强国梦的路上到底走了多远呢?起初,能够参加就不错了;后来就想拿奖,拿金牌;再来则开始计较金牌的数目……。到了现在,也确实是个重新思考体育的好时机。

旅美学者徐国琦(Xu Guoqi)在今年及时推出他的力作《Olympic Dreams:China and Sports 1895-2008》。这不是一部现代中国体育史,而是在国际关系的大棋盘上,逐步解释体育对中国人而言到底意味什么的回省之书。

自从严复把中国人称作「病夫」以来,这两个字就成了必需克服的梦魇,流行一时的「军国民教育」和各式各样的「尚武」主张就是为了摆脱这个印记。当时的有识之士大多相信社会达尔文主义,觉得中国有亡国灭种的危机;若要在国际丛林的剧烈竞争下存活求胜,首先要做的事就是「强种」。禁缠小脚其实不全是为了解放妇女,更是为了让她们身体健全,好生出壮健的未来新一代。反对烟毒,不用说,自然也是强种工程的主要工作。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比体育更好的强种法门呢?所以新成立的学校都要教体育。徐国琦还提醒读者,就连毛泽东正式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谈的也是体育。

坦白讲,几乎每一本中国体育史都是这么开头的,徐国琦又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首先是材料,他掌握的档案之多,搜寻的文献之广,实在叫人叹为观止。而且他很敏锐,常能在细节中读出时代的气味。例如1932年柏林奥运,国民政府派出的代表团铩羽而归;当时《大公报》就有社论主张与其参加奥运,依从西方标准,还不如自己搞一些很有中国特色的体育竞赛。这个说法看来和今人动不动就要拒绝「西方价值观的霸权」一样,十分搞笑。但徐国琦却看到它背后的急切;中国人是如此地需要胜利,乃至于现代体育才在中国方兴未艾,就想要在二次亮相奥运会的机会中摘金取银。

我们渴望金牌,因为每一场胜利都是在离开「病夫」咀咒的道路上迈进了一步。然而体育又不只是重建自尊焕发爱国精神的工具,它还是一个国际舞台。什么领域都可以搞出一套「有中国特色」的东西出来,体育不行,因为它是全球公认的平台,谁能登场谁就被世界接受,谁最耀目谁就最有国际地位。告别闭关锁国的腐朽岁月,是中国加入世界体坛的一大动力。

成为地球大家庭的一份子,与自强求胜本来是不矛盾的;但在某些特殊时刻,当局实在不得不取舍。现在的年轻人大概没听过「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这句老话,在体育乃唯一外交手段的年代,它曾是中国体坛的无上信条。1971年的乒乓球世界锦标赛在日本举行,中美两国打算藉此推出他们著名的乒乓外交。为了营造友好气氛,中国鼓励小老弟北韩一起去日本玩玩,还保证它能得到一两场胜仗,好叫日本韩侨见识一下社会主义的成就。计划本来是中国队放水给北韩,孰料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们的教练极有体育精神,竟然叫队员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下可好,中国「一不小心」赢了北韩。回到北京,胜军之师没有凯旋班师的庆典,反而还挨了周恩来总理一顿痛。

2008年,中国主办奥运,是世界地位的象征;金牌数目排行第一,是强国的证据。不过,徐国琦有点扫兴地指出:「中国青年的身体条件从1965年开始就不断下滑,他们变得越来越胖,不好动,整体地不健康」。因为「学校和老师都不鼓励学生参加运动」。政府「为了金牌,虽然巨资挹注精英运动员的培训,却没有足够地资助一般百姓的体育生活」。中国女子曲棍球今年得到了亚军,但你平常见过有人打曲棍球吗?

体育是种世界语,但要是大家对「体育」这个概念的理解不一样,相互沟通就有点困难了,而沟通,从来都不容易。1972年1月6日,周恩来正在筹划中国乒乓队回访美国,他告诉时任美国助理国安顾问的海格(Alexander Haig):「等到明年春暖花开,我们想来回访贵国」。等待中国敲定计划的美国官员一听全傻了,其中一人后来回忆道:「当时我们实在不知道花到底什么时候开,究竟是指缅因州花开的时候?还是加州花开的时候呢?所以我们对于他们过来这里的时间仍然是一点概念都没有」。

【来源:苹果日报-牛棚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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