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没有寂寞的年代

一两个月前,很多人都在担心瑞士那座世上最大的粒子加速器要是一动,会不会弄个黑洞出来,一不小心把地球给吞了。这可是个有娱乐性的大消息,所有报章都专版报道,很多从来不怎么关心自然科学的作家也都加入讨论。可是搞了半天,大家都谈了些什么呢?那个宇宙创世的实验会对霍金的说法造成什么影响?越来越惹人怀疑的「弦理论」可以藉此找到新支持吗?不知道,我们还是不知道。这时候我就会想起陈之藩先生,如果他没生病,如果他在持续写作,他一定会为我们讲一个好故事。

留学生书写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小门类。几十年来,中国出了一代又一代的留学生,每一代都会有人记下他那一代的海外见闻,让本地的读者透过那里头的日常琐事体会不同国度的水土。而且留学生不是一般的移民,他们是去上学。多少外国名校的风气和传说,就是他们写回来的,然后成了中国士林的传说。于是他们人虽未归,就已经先影响到我们对学府、学术乃至于社会和政治的看法了。他们还有传承,上一代人写的东西总会吊起下一代人的胃口,于是下一代人又跟出去继承这条脉络,香火不绝。马家辉的成名专栏写的就是十多年前他在威斯康辛念博士的经历,据说有些年轻人看了之后也立志要去「陌地生」(Madison)攻读马克思。苦寒之地呀,他们不会觉得上当吧?

没有人会当一辈子的留学生作家,那是种年青人的写作;假如小说有「成长小说」,那么这就是「成长散文」了。他们来自老旧的土地,带一大堆疑问,好比唐僧取经,孤身在西行路上历经困惑之发现与解决,独自遭遇顿挫复又升起;那些问题往往不单纯,是学术的,是个人的,甚至还是中国的。问题这么大,有时竟是一生一世的事,直到学成归来,他仍然是个学生。

陈之藩先生早年脍炙人口的《旅美小简》与《剑河倒影》便是留学生写作的经典,港台学界的中年学者人人都看过。其最与众不同之处,是他常谈科学,最近从头读一遍陈先生的书,我发现有一个问题好像挥之不去地缠绕他,那就是「李约瑟难题」了。四十年前,他对中国「那么多发明,却没有导出几百年的科学发展」的回答是「好奇」。四十年后,他在《思与花开》里头重新提起这个话题,重点却变成「学术只有自由研究才是学术,什么大胆的假设都无不可。一旦不自由了,就是学术变成了宗教」。四十年前,陈先生刻意经营文体,他好奇的事情常常埋伏在苦心锻炼的文句之中。四十年后,年纪大了,那广杂的好奇反而更直接,更浅白,几乎每一篇文章都带「我想问」三个字。学生年代的好奇心不只没有减退,反而蔓延勃发自由生长。也许「李约瑟难题」不再是个难题,还可能根本是个问错了的问题,但是对于陈先生而言,也许这个问题背后的情绪是摆脱不了的,中国还需要些什么的情结是抹不去的。到底中国还需要什么呢?人有好奇的自由。

自由与否,不纯是政治的问题,还与识见有关。虽然斯诺「两个文化」的提法早已过时,虽然「跨科际研究」是现在的主流,但凡是干过书评刊物编辑的都晓得,要找一个人好好写一篇科普书的书评有多难。几次参与内地的好书评选活动,我也要提醒大家忽略了自然科学。在报刊杂志上舞文弄墨得很漂亮的文友,十之七八是科学文盲;在学院里头术业有专精的教授,却多半写不出一手老妪能解的好文章。因此那部粒子加速器开了又停了,我们还是没弄懂他们究竟要找什么粒子,只要世界没毁就好。

陈先生的散文却可以放任人的好奇,从「庞加莱猜想」到节气的「相」,由钱德拉塞卡说到巴壶天的诗,因为他是做科学的散文家,写散文的科学家。看前贤事迹,学通两界似乎是往昔的常性,傅斯年转攻文史之前最感兴趣的其实是量子力学。翻读外国报刊,不少名牌学者不只习惯面对大众,并且引以为豪,道金斯(RichardDawkins)现在在牛津的讲席就叫做「公众科学了解」教授。为什么反而到了今天,在华文世界里真能够把这种工夫耍得得心应手的人却是寥寥无几呢?陈先生在〈老妪能解?〉引述了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纳斯(PaulNurse)的话:「科学家的语言要浅白到像与老祖母谈天,这是科学家的责任!」。

尽管陈先生觉得大数学家陈省身的旧诗「不能表达于万一」,但起码「那个时代的科学家,不论中外,几乎每个人都有艺术的嗜好」。尤其中国出去念科学的留学生,常把故园之思寄托在旧诗之上,好排遣双重的寂寞;一重是身在异地的寂寞,一重是专业的寂寞。现在呢?或许大家都不寂寞了。

【来源:苹果日报-牛棚读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