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原来还有一个克鲁曼(瓜,这是政治二之一)

老实说,最近十年读张五常的文章常常会觉得头疼,因为这位据说极有可能要拿到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写自传的兴趣似乎比写经济还大。在谈经济问题时,他会说出「中国已形成人类历史上最好制度」之类的怪话;在回忆往事的时候,他却能细致地描述旧作掀起重大影响的过程,不厌其烦地重复佛利民与贝克如何欣赏他佩服他的实例。

好在除了张五常之外,还有其他经济学家写得出一手好文章,能够让你天天追看,例如今年真正得了诺贝尔奖的保罗.克鲁曼(Paul Krugman)。10月13日,就是他获奖消息传出的那天,他的博客上只有一句话:「我今天早上遇到了一件好玩的事」(A funny thing happend to me this morning)。到了第二天,他表示「我已经很厌倦再谈我自己了。与此同时,我们还要面对此生中最严重的金融危机……」,然后一如既往,继续用他那尖锐的笔锋抨击美国政府的错误。

要判断一个学者是不是正处于学术上的黄金阶段,就要看他有多爱谈论自己。而克鲁曼不只正值学术壮年,还是个异常高产的大众作家;别只看他在《纽约时报》开的专栏,还要注意他的博客,一天几乎更新三、四次。他常把有趣的东西贴上去,并且附两句评语感想,风格十分地「E世代」,难怪特别受到年轻人的欢迎。

有不少人批评克鲁曼的党派性格太强,似乎在他眼中,从列根到布殊,共和党政府没有一件事是做得对的。可是换个角度想想,不也有许多经济学家与评论家觉得列根甚至布殊做对了所有事情吗?我们常常把经济和政治分割开来,以为经济是一个科学得如天体运行的自然律则,而观测这个天体现象的经济学家是不应该被「政治偏见」左右蒙蔽的。如果有人试图把政治立场带进经济学的圣殿,那么他多半是个左派,因为左派最喜欢叫政府干预经济。反过来说,右派就不是一种政治偏见了,因为他们的一切皆得自经济自然律的掌握,是一种没有政治的政治经济学。别笑,如此层级混淆的想法可是很普遍的,乃至于今天你对某些人一说自己研究「政治经济学」这五个字,他们就会怀疑你是个左派。

克鲁曼新著《一个自由派的良心》(The Conscience of a Liberal)的党派性格变得更强烈,书名就是几十年前美国右翼议员高华德那本《一个保守派的良心》的回应,这是他首次旗帜鲜明地举起自由派的大旗,要在美国总统大选前向对手开火(各位不可不知,美国的自由派相当于一般所说的温和左翼)。如果要用一个字去总结这本书和他近年的评论,那就是简单的一个「税」字;他反对共和党政府频频减税,赞成「新政」时期那套更公平的税制,多向富人开刀,好把资源花在平民身上。

按照本地一些评论家的逻辑,加税(不管是加谁的税)就是扩大政府规模,大政府当然就是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就等于共产主义,最后的结果就是「血流成河」了。那么克鲁曼是个共产主义信徒吗?当然不是。他和绝大部份的经济学家一样,赞成自由贸易,支持市场机制;只不过他在政治光谱上稍稍靠左而已。然而不知怎的,「左」在我们这里彷佛就只剩下极左的共产主义,好像大家都忘了历史上还有凯恩斯这号人物,也忘了芝加哥以外还有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

克鲁曼被人称做「新凯恩斯主义者」,他也从不讳言自己的偶像是凯恩斯。他的博士学位是在麻省理工拿到的,而麻省理工与哈佛这两家大学的经济学系则是当代美国凯恩斯主义的大本营,与芝加哥颇有不同。如果香港读者不了解这点,以为凯恩斯主义早就死得干干净净了,那是因为芝加哥学派近年风头太健,不单实际影响了英美等国决策的基本路线,还在诺贝尔奖等学界舞台上独绽光芒。

说起来,芝加哥大学也真是家古怪的学府,它固然是家英才辈出的学海旗舰,但也特别盛产一些近乎中世纪秘密会社的宗派,很配合它那哥德式建筑的校园环境。在政治思想上有列奥.史特劳斯,经济学上则有海耶克和佛利民,皆被门人弟子捧成至高无上的一代宗师。而且除了老师开出来的这条康庄大道之外,其他人搞的东西都是小路歧途,不足为法。他们的内聚力特别强,好像存心要避开校园外围的贫民区,然后再孕育出一股救世的精英情怀,传承学问的风格就像传教似的。更有趣的地方,是他们喜欢讨论他们自己,犹如一个武林门派,常常关起门来评比谁是本门第一,谁是第二。假如香港读者以为二十世纪经济学家只有佛利民和高斯几个人,而且座次都很清楚,那是因为我们都读张五常。

【来源:苹果日报-牛棚读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