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盖兹逛酒吧(瓜,这是政治二之二)

有一回我在一家卖激光视盘的小店闲逛等人,一股消费的欲望莫名生起,于是站在一小排纪录片前犹豫了一会,不知该买张《与CEO对话》,还是《香港UFO实录》;最后我挑了后者。请不要误会,我对CEO没有任何意见,只是UFO实在比较有趣。

过去几年,「CEO」这头衔实在太过威风,乃至于不少只有不到二十人的小公司也要创出一个CEO的职位,让有志者过过英才瘾。那些在电视上「高对话」之类的节目真是好玩,假如亮相的是外国大企业的高层,他们就喜欢说些其实你我都懂得说的人生大道理,但台下观众还是如痴如醉,彷佛在听先知的示;假如是国内的富豪与「执行官」,则爱谈一些很宏大的战略分析,可是很神奇,后来你听说其中有几个战略家居然进了大牢。

坦白讲,我们如此爱听这些人说话,不是因为他们说出来的话字字珠玑,而是因为他们很有钱。克鲁曼查阅美国联储局的研究,发现1970年代美国102家大公司的CEO的平均薪资相当于今日币值的120万美金,是当时全美平均劳工所得的四十倍。到了公元两千年,CEO的平均年薪已经到了九百万美金以上,是平均劳工薪水的三百六十七倍。克鲁曼认为这个变化其实一点道理也没有,因为「主管的质量与质量的重要性,都无法以明确的数字呈现」。而且就算「企业董事会能正确判断主管的质量, ……他们实际支付高阶主管的薪资也有一大部份取决于其他公司的作法」。甚至「金融市场会质疑一家支付执行长薪资不大方的公司」。

为什么今天的一般劳工并没有比几十年前赚多了几倍(照克鲁曼引用的数字,他们的实质所得甚至还比从前低了),而高层主管的所得却像火箭一般直线上升呢?主要是「过去可能谴责主管领太高薪资的新闻媒体,现在却歌功颂德他们的经营天才;过去领导平民控诉企业主管自肥的政治人物,现在却奉承巴结政治捐献的金主」。这是几代人心态变化的结果,从前要是听说有人的薪水是其他员工的几百倍,不只一般人会生疑,连股东也会感到不解甚至愤怒。但是现在,我们只会羡慕他们,看他们平常吃些什么,好奇他们的家居装潢。我们早已不再觉得「公平」是种重要的「伦理情感」(ethos)了。很多评论家也注意到全球贫富差距扩大的倾向,但是除了再三保证「滴漏效应」必将出现之外,他们只会告诉你「至少人人最终都比以前过得好了」,甚至坦白承认「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

然而,每个人的日子都比以前过得好了吗?资本主义就要无可避免地拉大收入的鸿沟吗?克鲁曼说了一个相当有趣的寓言:「如果盖兹(Bill Gates)走进一家酒吧,酒吧里顾客的平均财富将直线上升,但跟他同在酒吧的其他人并没有比以前富裕。所以经济学家想描述一群人的典型成员生活的情形──不是少数过得特别好或特别差的人──时,通常不说平均所得,而会说中位数所得,也就是一个比半数人口有钱,但比半数人口穷的所得。那家酒吧的顾客中位数所得在盖兹走进去时,不会像平均所得那样直线上升」。

现在的美国就像比尔.盖兹走进一家平民酒吧,一方面多了不少超级巨富;另一面,「2005年全职工作男性的中位数通胀调整薪资,略低于1973年的男性」。身为「新凯恩斯主义者」,克鲁曼特别怀念美国从「新政」到「大社会」那一段贫富差距大压缩的日子。当年的美国以薪资控制大幅缩短薪资的差幅,对富人大举加税,工会的势力大为扩张;按照标准经济理论,这种违反供需法则的政策会使得投资萎缩,阻碍生产力提升,从而摧毁经济。不过克鲁曼认为历史实况恰好相反,「那段平等时期正好是一段史无前例的繁荣期,且后来一直未曾重现」;即便是众口称誉的列根时代,也远有不及。

相对于注重个人谋利自由的倾向,克鲁曼比较关心平等的价值,这是传统左右光谱之分的两端。对富人加税,重新恢复工会的活力,以及扩大政府福利开支这些建议当然会引来不少非议;但是这个世界的钟摆的确在回摆,从右翼向左翼摇荡。无论你站在什么立场,起码也要看到克鲁曼政治经济学的一点提醒:加税和扩大福利开支固然是用「政治干预经济」;不过减税和缩减福利措施也不见得是不「干预」,它同样也是种政治行为。经济从来不曾运作在一个真空的政治背景之上。

【来源:苹果日报-牛棚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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