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记一位知识分子

念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学长是异常活跃的学运份子,十分激进,对甚么事情都看不顺眼,对甚么事情都有意见,一天到晚都在对着学妺学弟宣扬革命理念。但是后来他竟考上了政务官,很多人觉得难以置信,他就解释这是要从内部改革建制。再过几年,重遇这位学长,人已经变得非常犬儒了,他喜欢带着一种略嫌夸张的冷笑去谈自己的工作,似乎是为了自我解嘲。假如你和他提起昔年的豪言,他就会摇摇头,笑道:「那只是说说而已,你还记得那么久?」陈伟群本来也可以是这种人。七十年代港大精英,怀抱一腔热血,立意要为社会做点事。后来在剑桥攻读博士,研究香港的政商关系;再加入香港总商会,成为自己曾经批评过的对象的一分子,十几年间结识无数政商名流,广植人脉。还被政府委以多项公职,从古物古迹委员会,一直到掌握规划大权的「城规会」。他本来可以是个有份管治香港的权贵精英;再不济,也至少能像我那位学长一样,养尊处优,偶尔嘲讽旧日的伙伴,劝他们不要太天真。但他没有。

他在西班牙病逝的消息传出之后,每一个认识他的人反应都很像:「他真是一个好人,为甚么会走得这么早?」陈伟群总是温和,总是斯文,总是微笑;以他的独特处境而言,这么一贯的态度其实是很难维持的。这是一种两难处境,因为我们习惯简易的二分法,你要不是反建制,当个永久的反对派;就是加入建制,背叛甚或出卖体制外的朋友。所以,一个写时事评论抨击过政府组织运动对抗过政府的人要是接受委任,成为甚么咨询委员会的成员,甚至当官,他就一定会被认定是个没有诚信的人,遭到记者的白眼,为社运份子所不齿。但这只能怪谁呢?那条线本来就难以把握,进退得失全在方寸之间;体制内外的立场南辕北辙,你常常要做出艰难的决定。

人生不同阶段要演不同的戏,没有理由要求两个角色要有一致的个性。陈伟群太过清楚建制内的游戏规则,他很少硬碰,但更不会放弃自己一贯的信念。这么多年以来,从环境保护到古迹保存,从城市规划到公民社会的发展,他一直都站在民间社会那一边,向大家分享他那内行人的经验与知识,所以每个朋友都从他身上学懂甚么叫做「里应外合」。面对所谓的「上层精英」时,他则毫不掩饰自己的独立态度,更不会搬出另一副面孔说一番话。因此,那些权责就算不同意他,也不能不尊重他。他见过许多激进派,不反对他们做出最激烈的行动;他不常站在前头,喜欢默默为一些公众人物提供后援支持。当激情冷却,当其他人都离开了;他还在那里,不灰心不沮丧,更不转;他继续温柔地微笑,说理。

【来源:am730-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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