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理性与感性(香港的理性二之一)

曾荫权在宣布收回「长者津贴」资产审查的措施时,他不承认自己原来的建议太过草率,更不以为其中有什么原则上的错误。相反地,他仍然坚持在增加「长者津贴」的同时附设资产审查的做法是「理性」的;如今,他只不过是屈服于民间「感性」的压力罢了。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评论家那么多的学者提出了有理有据的论点,他却仍然坚持那都是「感性」的声音?

为什么他和他的下属没有正面响应那些论点的态度反而就是「理性」?到底曾荫权所说的「理性」是什么意思呢?

「理性」是这样子的:如果一个人要接受政府给予的好处,那么他就先得证明自己确实值得领取这点好处。套一句近年常常用在「综援」讨论的老话,这叫做「帮助那些最有需要的人」。这不只是「综援」的原则,还是一种近年渐渐形成的共识,几乎适用于一切带有社会福利色彩的政策。按照这种「理性」的观点,数额虽远远不足,但性质庶几近于全民退休保障金的「长者津贴」当然很不理性,因为它人人有份,甚至包括一些富可敌国的老人。

本来, 「把福利交给最有需要的人」只是一种理论,设立种种涵盖全民的福利制度也是一种理论。但是不知从何时开始,前者却成了不证自明的「理性」,是种唯一正确的原则。

其实香港还有很多这类不必证明毋庸再议的「理性」、「共识」,甚至「真理」。

上星期我在一个时事评论节目里看见一位主张自由放任经济的评论家正在大力反对最低工资的建议,他强调自力更生自谋出路的重要,担心最低工资只会让更多人失业。然后他以自己的经历为例,很深情地忆述那种母亲住在徙置区一步步拼出活局的「香港故事」……接下来同场另一位立场不同的嘉宾以数据铺陈香港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这位评论家则再次以自己的「香港故事」响应,说明人还是要靠自己的道理。下一回合,对手先用数字表达香港在职贫穷的险已经是结构性的了,指出许多人就算受过再多的再培训也还是改变不了自己的处境;然后这位评论家又从自己的母亲说起, 「自力更生才是出路……」,彷佛一部坏了的录音机。

「芝加哥男孩」智利闯大祸这让我想起1970 年代初智利独裁者皮诺切特发动血腥政变上台之后的故事。他起用了一群号称「芝加哥男孩」的经济学家,大力实行新自由主义的教条:私有化国企、放松金融监管、开放外资、降低补贴,当然还要大力削减政府开支。那群学者向他表示经济的自然规律会发现它自己的平衡,通货膨胀将迅速降低。两年之后,智利的通货膨胀却达到了375%,几乎是当年左翼执政时的两倍。

1975 年, 「芝加哥男孩」把祖师爷佛利民请来智利,让他亲自出手献策。他一方面盛赞以镇压异己闻名的皮诺切特是「极有智慧」的领袖,另一方面则认为智利的问题出在改革得还不够彻底,应该要在6 个月内再把政府开支减掉25%,同时以各项政策实现「完全的自由贸易」。然后他向皮诺切特预言: 「你将能在几个月内终止通货膨胀」,失业的问题是「短暂的,顶多几个月,接下来的复苏会十分急速」(请参见佛利民夫妇合着的《两个幸运的人》)。

就算皮诺切特没有言听必从,他也算做得很彻底了,不只私有化了社保系统,还史无前例地率先在智利推行学券制。结果到了1982 年,智利不只负债累累,通膨居高不下,失业率更冲到了30%(是左翼总统阿言德在位时的10 倍)。如果智利当时没有陷入更深的危境,那是因为皮诺切特的改革还不够完全,没听佛利民和他弟子们的建议,将国营铜矿公司「克德可」(Codelco) 私有化; 这家公司为智利提供了85%的外汇储备。

一直要到了1988 年,佛利民访问之后的13 年,「芝加哥男孩」终于被甩到一边之后,智利的经济才总算稳定下来。然而,这个时候的智利已经有45%的人口跌到贫穷线以下了。

新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

比起英国和美国,智利才是最早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国家。比起号称「资本主义天堂」的香港,智利的「自由化」走得更远更彻底。可是很奇怪,如此一个问题重重的个案却被许多人吹捧为「奇迹」,造成严重贫富差距的决策路线却被不少学者视做振兴了智利经济的良方。更有意思的,是包括佛利民本人在内的那帮「芝加哥男孩」总是在保证,但没有一项保证得到兑现;他们总是在预言,但没有一次预言不落空。不过,他们到最后还是认为自己没错,起码原则没错。

近30 年来,没有任何一种经济主张和政治哲学要比新自由主义更像共产主义,虽然它们的立场如此不同,虽然它们的论点南辕北辙,可是它们的措辞与取态却是很相似的。新自由主义的信徒常常批评共产主义迷信一套死板的历史规律,穿着科学的外衣,其实罔顾现实。可是新自由主义自己那一套难道不也是种脱离现实的科学幻想吗?市场对他们而言,就像天体的运行,纯粹、规律,而且优美。假如在实行的时候出了问题,那一定不是这套理论的错,而是它实行得还不够完整。假如一个国家跟它走却走不出预期中的结果,那很有可能是全世界没有跟一块走的缘故。假如贫富差距扩大了,假如有很多人的日子变坏了;那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现象,而且是短暂的。迟早有一天,好处会「滴漏」下去,大家都会比现在更好。同样的理论,也可以用来为共产主义的暴力革命辩解。假如有人要流血,那是迈向未来的必要牺牲;迟早有一天,我们都会活在天堂里。

有人失业吗?有人挣回来的工资养不活自己?这是结构转型的阵痛,政府实在爱莫能助,虽然我们不知道那股阵痛要痛多久。要怎样帮助这些可怜人?答案是他们得发愤图强靠自己,政府最多就是培训他们掌握新技能。如果受了培训还是不灵,而且就职贫穷的人愈来愈多,那一定还是他们自己的问题。这个世界无难事,怕就只怕有心人。这种理性的精神,毛主席有篇文章讲得最是透彻,它的题目叫做〈愚公移山〉。

【来源:明报-笔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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