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革命的来临悄无声息(达尔文,生日快乐二之一)

一八五八年七月一日,伦敦的林奈学会举办了一场也许是科学史上最古怪的论文研讨会。这天傍晚,三十多个听众无精打采地听完了论文宣读(也有人说是二十多个),没提意见,也没有问题,好像甚么都没发生过似的,散会之后便各自回家,完全不像世界即将改变,一股风暴就要袭来。在他们刚刚听到的论文里面,其中一篇是彼时远在摩鹿加群岛寄回来的〈从原始形态探究异体不确定地分异倾向〉,另一篇则是达尔文《物种源始》的概要。也就是说,这一天他们目睹了演化论的正式登场。

「为甚么会这样?」美国科学作家大 卫.奎曼( David Ouammen)在他的《完美先生达尔文》( The Reluctant Mr. Darwin)里问了一个很多人都想问的问题。他的答案是华莱士和达尔文都没有提到令人敏感的「演化」这个字眼。而「另一个听众没抓到重点的理由,也许是他们从未问过自己『一个物种如何变成另一个物种?』这个达尔文和华莱士正在回答的问题。」看来他俩关心的问题太过超前,乃至于时人根本听不懂他们的解答。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虽然从前没人能像达尔文这样精巧系统又佐以大量实证地构筑过演化论的框架,可是生物演化的想法老早就出现过了。在法国人拉马克之后,各种版本的演化思维更是层出不穷,蔚为风潮。我们甚至可以说「时代精神」已经走到那一步了,只待有人承担起宣示它具现它的责任,让演化论水到渠成地敞露成形。否则,我们又该如何解释事情的巧合?为甚么达尔文和华莱士这两个身份和经历完全不同,彼此也从未见过面的人会在地球的两端「同时」提出相近的想法呢?

今年适逢达尔文两百周年诞辰,市面出现了许多种达尔文的传记以及演化论的历史,我挑了好几种回家细读,不是凑热闹赶时髦,而是因为我一直对这段历史十分着迷。那里头有太多令人神往的细节,你可以从科学社会学的角度分析达尔文与华莱士在「演化论之父」这个头衔上争端,也可以怀念绅士科学家的最后霞光;还可以具体进入达尔文的个人生活,了解他如何在背弃了信仰之后还能坦然接受至亲的死亡,与一位虔诚的妻子共渡生命的结局。当然,我们还能回到那个总是叫人浮想联翩的问题:一种观念是怎么出现的。

关于这个问题,传统上有两种进路。一种是传记,深入考掘一个主角留下来的文档,从他的生平言行看他孕育和孵化观念的艰苦历程,看他如何一步步推导出震动世界的想法。另一种是老派的观念史,以抽象的观念取代具体的活人,分析一个陈旧的观念接引出一个新观念的结构,似乎思想者只是完成思想的工具。

看达尔文的传记,我能体会他紧张的情绪,因为他在自家的花园里养育鸽子,培育植物,秘密地探究着一个不敢轻易示人的爆炸性学说。这个负担如此沉重,使得他总是苦于胃痛(他甚至要在研究室里辟设一个洗手间,方便呕吐)。看演化论的历史,我能感到抽象力量的壮丽,它要来的时候必定要来,就算没有达尔文,它也会扶起华莱士,叫后者完成那恍如命定的功业。演化没有目的,问题只在于演化的单位是甚么,是基因还是个体?观念的散布亦可作如是观,是人在传布演化的想法,还是演化的「弥」( meme)在利用人呢?对于一八五八年七月一日晚上那些听众来说,这一切也许只不过是学术史上不值得注视的细微变异;正如我们偶而在街上看见一个目光如隼相貌精奇的人,但不知道他可能就是一支新族群的祖辈。

【来源:苹果日报-牛棚读书记】

点击阅读:《帝国里的别墅(达尔文,生日快乐二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