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帝国里的别墅(达尔文,生日快乐二之二)

点击阅读:《革命的来临悄无声息(达尔文,生日快乐二之一)》

虽然达尔文的《小猎犬号之旅》至今仍是旅游书写的经典,但他却不能算是一个热爱旅行的人。相反地,他很内向,不喜社交,要是有陌生人登门拜访,他多半会紧张得想要呕吐(他是一个常常呕吐的人,所以研究室里有一个用小布帘隔开的卫生间,以备不时之需)。自从回国之后,他大半生都隐居在伦敦市郊的唐恩小筑,在那里种花养鸽,做各种各样的实验,苦心构思他的理论。

英国古生物学家伯尔特( Michael Boulter)在他的《达尔文的秘密花园》( Darwin’s Garden: Down House and The Origin of Species)里头说:「在一八四○和一八五○年代被视为历史大事的事件,如拿破仑三世的要挟等,虽然在当时扰乱了政治家和仕绅阶级,现今看来意义不大。同样地,在当时微不足道的骚动,长期看来却有着伟大的意义,像是总是不为人知的蚯蚓挖地道。这位住在唐恩小筑的文静绅士算出,他每亩地里有五万三千七百六十七条蚯蚓,而拿破仑只有一个。这些乡村里的野生生物,无视外界表面的大事件,太平无事般持续杂乱无章地持续进行牠们的活动,无论发生甚么事,都处变不惊。达尔文决定,物种演变没有终点,没有目的;无视于帝国的兴衰,它都会持续进行下去」。

尽管达尔文的演化论可以无视于帝国的兴衰,文明的起落;因为它的时空尺度是如此地辽阔。但我很怀疑达尔文本人是否真的可以不必在乎帝国的存在;要是没有一个帝国的网络在背后支撑,他能够在自己的别墅里安然地沉思写作,然后创造出如此宏大的理论吗?

达尔文是最后一代的绅士科学家,这种不必在大学教书为稻粱谋,只需要凭着继承得来的财富,每天躲在家中的小研究里专心追求自己的嗜好,就像在他之前的许多大科学家一样,足不出户,便可对着望远镜窥测天机。不过对于一个地质学出身的近代生物学者而言,这种隐居状态是很可怪的,毕竟生物学和天文学不一样,它需要大量的野外考察与样本采集。尤其是达尔文。读过《物种源始》的人都晓得,里头牵涉到的物种何其繁多,光是藤壶,就不知道他要做过多少个品种的解剖和观察才能得出那么精细的分析了;达尔文怎么可能隐居呢?

答案就在邮递。大卫.奎曼的《完美先生达尔文》里面录有不少达尔文书信的资料。其中包括一封寄给曾经拥有牙买加地产的英国官员的信,达尔文想问他牙买加的马长甚么颜色。大英博物馆则把馆藏的藤壶标本一箱箱地寄到他家。甚至连他后来的「对手」华莱士也从印度尼西亚的龙目岛给他寄过一只鸭子的标本。虽然他常常拿这种事烦扰一些身在海外的陌生人,但很幸运地,那些人往往并不介意帮祖家一位学者的小忙,例如当时的港督宝宁( Sir John Bowring,顺带一提,宝宁的儿子可能是香港史上第一个蝴蝶专家)。这是那个年代的文化风尚,每一个出海的人都是某程度上的知识探险家。

如果没有这些遍布全球的英国人,达尔文就不可能得到那么多的数据去左证他的创见;如果没有一个可靠的环球航路,这些从世界上各个角落寄来的标本、报告和私人观测纪录就不可能平安送抵达尔文的郊区别墅。换句话说,在唐恩小筑的宁静外表下,有一座帝国的血脉涌动。当代的后殖民研究和「科学研究」( Science Studies)提醒我们,知识的成长与殖民帝国的扩张是平行并进的双重轨道,炮舰去到那里,科学就去到那里。不要忘记,当年启蒙达尔文的小猎犬号之旅本来就是皇家海军的一趟环球测量行动。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甚至可以说,当年根本只有英国才出得了达尔文的演化论,德国不行,法国不行,中国就不必提了。

坦白讲,我相当佩服往昔那批帝国的哨兵。走进东亚各地的殖民者坟场,我时常站在墓碑前想象他们离开港口时的心情。难道他们不知道前面是无情的大海,异国的语言与未知的命运吗?难道他们不晓得这一去就可能再也回不到家乡了吗?不,他们很明白;然而他们还是去了。在今日中国人的眼中,包括英国在内的这些欧洲王国都只不过是蕞尔小国罢了,但是他们的崛起之路却走得如此冒险如此雄大。学者、教士会和商人一同前进,因为帝国的野心也是知识的雄图。

【来源:苹果日报-牛棚读书记】

梁文道:帝国里的别墅(达尔文,生日快乐二之二)》上有1条评论

  1. Pingback引用通告: 梁文道:革命的来临悄无声息(达尔文,生日快乐二之一)

评论已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