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不要议会,我要专家(香港的理性二之二)

香港立法会终于援引了《特权法》,成立委员会调查雷曼兄弟迷你债券事件。诚如许多评论家所说的,这个举动不一定能帮助受害的市民尽早得到赔偿。可是比起「证监会」和「金管局」这两个部门的工作,立法会的调查却有很不一样的意义,因为它将曝光许多银行界的运作内幕。所以,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银行界里头的人,都很担心此举「会影响国际投资者对香港营商环境的看法和信心」。

其实,包括美国在内的不少国家议会,都曾传召包括银行在内的商营机构,迫使他们向民意代表全盘托出自己公司和行业的运作方式与数据;为什么他们就不担心自己的营商环境会受到影响?不害怕国际投资者对本国失去信心呢?又为什么同样的事件发生在香港时,却有不少人觉得这种担忧很合理,甚至认为「立法会的介入会破坏了香港建立的原则」呢?香港做事的原则到底是什么?

再看政府为了应对金融海啸而成立的「经济机遇委员会」,这个高层次会议的任务是为香港在逆境中谋求经济的出路,替政府出谋献策,视野要求极宽,肩上担子极重。可是除了小部分人曾经质疑其成员构成的代表性之外,大多数人的目光却眼于那些获委任者的资历及专业背景,看他们「懂不懂经济」, 「够不够专业」;彷佛没人觉得把香港未来发展的大方向交到这几个人手上是有问题的。

政府成立的各种大大小小委员会,历年不知凡几。它们一向被认为是建制吸纳人才,形成社会共识与和谐的利器;也是在官僚机器和「公民社会」中间搭起「手臂距离」的不二法门。虽然其中也有纯粹用作装饰的花瓶,但又的确不乏权责实在影响深远的机构。假如大家都觉得未经普选产生的香港政府是不民主的,我们又凭什么相信这个政府成立的这些委员会?凭什么以为它们要比政府更「民主」更有效呢?

如果把虽有民选成分但权力范围重重受限的立法会,与这一大堆由政府派生的咨询架构放在一起比较,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香港果然很不民主。

先别管个别议员的「素质问题」,有趣的是,很多人竟然还要嫌真正能够代表市民意见的立法会太过多事,认为民意代表不该什么都插上一手;最好把东西全交给那些不知如何产生,又不太用得向议会和市民负责的「专家」去处理。莫非这就是香港做事的原则?就是香港人热中标榜的「理性」?

香港的主流意识形态非常右倾,我常和朋友开玩笑说,如果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和德我肯(Ronald Dworkin)等当代自由主义健将生在香港,他们一定会被人当成极左派。尽管有不少学者都曾指出,以香港对公共房屋和医疗的投入看来,这块地方实在算不上是「大市场,小政府」的典范。可是我们对自己的理解却还是以几近自由放任的「积极不干预」为圭臬,看重「传统基金会」的全球经济自由度排名,多于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指标。从政府、学界,一直到舆论谈论政策的框架与标准,都不难令人看到「政府不应干预市场」和「能者自付」等种种说法确实是香港社会的「共识」。

由于已经有人做过深入的历史分析,我不打算追溯香港右倾主流思想的形成过程;可是源自殖民地时期的这套意识形态所造成的政治效应,却很值得一谈。与一般人所想的相反,对于「大市场,小政府」原则的信仰不只没有构成香港民主化和去殖化的动力,反而还意外地产生了阻碍民主解殖的作用。我们今天之所以那么害怕立法会里那所谓的「民粹主义」,那么不质疑咨询架构的权力来源,其实是和香港的自我理解有关的。

【来源:明报-笔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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