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人活着并不是那么孤独的

梁文道刚刚当了九天沙弥。这是他今年皈依南传佛教以来的第二次短期出家修行,九天里切断一切外界联系,每日听法师讲课,念经、唱颂,打扫庭院。他的读者则称他为「道长」,他在牛博上的博客名为「闻道夕死可矣」。

禅修刚一结束,他便又纵身投入到紧张忙乱的世俗生活中,主持电视节目、写作专栏、批评时事、参与社会活动。他自称成了「写稿机器」,每周他在香港有五个专栏,在《南方都市报》有两个专栏。他由此养成了在飞机上、在旅途中见缝插针的写稿习惯。

四川大地震发生后不久,梁文道去了四川灾区。在都江堰,一位灾民认出了他,跑过来跟他打招呼,并介绍他的同伴,有的来自绵阳,有的从德阳过来。梁文道问,你们怎么会在一起。他们回答说,「我们灾民探望灾民」。川人的幽默让梁文道深为触动,「因为这种乐天对比起现实来更令人刺痛」。

现实常常刺痛着梁文道的慈悲心与社会责任感,黑砖窑事件、四川地震等等,梁文道都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其观点理性客观,议论鞭辟入里,言辞温和宽容,使他在大众及知识分子中间都有着良好的口碑。

穿行于出世、入世之间,给梁文道带来了深层的精神危机,他认为这也是对自己修行的考验,「佛教绝对是可以很入世的」。

生于1970年的梁文道至今不会开车,不会中文打字。他总是一身黑衣,加上一成不变的黑框眼镜,显得很是深沉、低调,颇有些民国时期那一代知识分子新旧兼容的气质,既不失传统的温情、克己,又有着变革者的开放与锐气。

12月6日,我给梁文道打电话约访谈地点,他先问我住在哪儿,我说住在东涌,他立刻说那就东涌吧,然后他打车从老远的地方赶来。

「我身上有根深蒂固的自由主义的影响」

梁文道1970年12月26日生于香港。四个月大时,他被送到台湾,跟外公外婆一起生活。

「我外公是国民党老党员,是跟着蒋介石跑到台湾去的那一批。小时候我对蒋介石崇拜得不得了,觉得国民党当然是好的。所以我很能理解今天八零后、九零后这些年轻人的感受和想法,他们觉得国家很好,很爱国,如果你批评我们国家,他会觉得你有病,你有问题。我为什么从来不会骂人脑残,是因为我也有过这种经历,我能体会,所以我同情。」他说。

很小的时候他就看胡适的文章,还有雷震、殷海光、李敖、柏杨,中学时看龙应台,「台湾的自由主义脉络对我影响非常深,因为当年在台湾跟国民党主流对抗的就是这么一股自由知识分子。可以说,从民国时期一直到台湾,这么一个自由主义的潜流一直都在我心里面」。

当时的台湾还是一个压抑的戒严社会,可对梁文道来说,「当时我太年轻了,我觉得我没什么压抑呀。有点像金鱼缸,鱼缸里的鱼不会觉得自己被囚禁了。」

1986年,梁文道回到香港念高一,初回香港,「就像从鱼缸被丢到海里面了,才知道原来以前我住在鱼缸里」。好读书的他看了很多《毛选》——在台湾这是禁书,「我想看一看我所不理解的中国的另一半到底是什么样子」。

之后他上了香港中文大学,受新儒家影响很深,「使我对中国传统真的有一种温情跟敬意」。

从高中到大学,他参加过很多示威游行。上大学后,他很看不起搞学运的,「我那时候在思想上是很保守的学院派,觉得这帮人就是徒有行动,没有理论」。九十年代中后期以后,他对过去很学院气的想法进行了一番自我否定,开始积极地参与社会运动。他参与过对保钓运动反省的运动,积极为受伤工人、性工作者争取权益。

尽管他常常批评人,「但是我不觉得那是要毁灭性地去打击什么人或者骂什么人,我不大喜欢那样,我身上有根深蒂固的自由主义的影响,觉得一个人的言论和他的为人应该分开」。

「我必须承认我当然是精英」

梁文道很强调社会责任感,「我没有把个人跟社会分得很开,人的存在本来就不能是孤立的,我常常会想我的一切都是跟别人有很密切的关系。」他提到自己念大学的时候香港的大学生还不多,政府给每个大学生都补贴了相当多的钱,「那些钱是哪儿来的?是纳税人的。我就想到中学时有很多同学,也很聪明,但是为什么他们上不了大学而我在上大学,你就感觉到你的得是别人的失。每一个人得到的某些好处都来自于别人的贡献跟牺牲」。

「你开车能够一路上那么顺畅无阻,是因为牺牲了这条公路上两边的农村,这些村民每天生活的路径被你这条高速公路切断了。当你这么想的时候你很自然地会觉得我们大家都是关联在一起的,我们并没有跟别人分开,我常常会想某一个人的痛苦、他的失落、他的悲惨,在某种意义上,跟我是有关系的,他为我付出了代价。」

所以,哪怕「精英」这个词已经沦为骂人词语,梁文道却说「我必须承认我当然是精英」,因为「我的确拥有比贫民老百姓大的言论空间,比他们大的社会影响,这就是所谓的精英」,「你必须先承认这一点,然后你才会去想到这一点带来多么巨大的负担跟责任」。

不过在香港,知识分子虽然说话的空间很大,但影响却很有限。近年来,梁文道频频往来大陆,每个月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时间在大陆,大陆发生的一些事,常常让他觉得不可思议。

他觉得自己在大陆的角色有点像人类学家,「人类学家到一个陌生的文化里,他首先学习语言,他甚至要学习跟当地人用同样的头脑去思考,用同样的方法去生活。可是他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会有距离感。通过这种距离感,他会有一种批判,他会有不一样的视角,他会看出一些本地人看不出的东西。」不一样的是,人类学家通常是到异文化做研究,而他是在自己文化底下做研究,「我明明是这个国家的一分子,一个成员,但是因为生存背景等原因又让我跟这个国家其他人是不一样的,人类学家写的东西往往是给外面的人看的,但是我是写给里面的人看的」。

面对大陆同行他常常会有愧疚感,「我跟他们一样都在做节目,都在写文章,但是比起他们,我没有风险,我有退路,所以就会有愧疚感。每次我看到我的同行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我那种内疚感就会很强,大家好像都在同一个空间上活动、发言,但是为什么他们会付出一些我不必付出的代价?」

为了爱,以及慈悲

出身于天主教家庭,自然而然地,梁文道曾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小学六年级梁文道就开始思考哲学问题,思考人死了之后会怎样。他曾立志做一位为世人奉献的神父。

大概是在他高中毕业念大学的时候,他对天主的信仰失落了,「我觉得我在哲学上的知识使得我没办法再简单地接受上帝的存在,我不再相信上帝的存在、神的存在,或者严格地讲,上帝的存在与否对我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但我对天主教仍然充满了敬意」。

今年梁文道转而皈依南传佛教。南传佛教俗称小乘佛教。今年以来两次短期出家,他每天用十小时坐禅、行禅。平常的日常生活中,他每天会用至少半小时坐禅。

身为媒体工作者,他需要经常在电视上亮相,「一些人把我当成一个偶像来崇拜,我有一些粉丝,这对我造成很大的压力」。一方面,「我常常觉得他们看到的我并不是真正的我」,与此同时,「我常常会想我有没有变得不真实了,进入某个名利圈的浮华世界,会觉得那种生活是正常的生活,就会忘记了那样的生活是不是我需要的」。这给他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危机。

皈依佛教后,他的这一精神危机并未减轻,反而会加重,因为佛教不是心灵鸡汤,而是要求人更真诚地活在当下。他甚至生出出离心,想要离开这种环境。

因皈依佛教而生的出离心,与身为公众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二者似乎不可兼存,但梁文道认为,佛教并不必然是避世的,佛教甚至可以是一种社会行动、社会参与的理论基础。「为什么去年的时候,缅甸那些僧人会上街示威呢?」

「从佛教的角度来看,一个暴政的存在会带来什么问题呢?第一,它使人们真实地活在苦难之中。第二,佛教称最坏的东西是贪、嗔、痴,一个暴政会让人民起嗔心,就是愤怒、仇恨,这当然不是好的制度。反过来讲,这个制度也会对掌权者不好,为什么呢?因为这会助长掌权者的贪念和痴心。所以从出家人慈悲的角度来讲,反对这个暴政,是为了慈悲,为了让被统治者和统治者都解脱掉贪嗔痴三毒。这样的一个示威,你注意缅甸僧侣的示威没有叫口号,没有很愤怒,因为他们出于爱与慈悲走出来。」

什么是爱?梁文道说,「爱是分享」。他讲了一个故事,「我家旁边有一条小河,河边的树上有很多鸟儿,有一天我在河边走过,看到一个小孩和妈妈在走,突然那个孩子站定,看着那些鸟,并叫住妈妈:妈,你看!他妈妈就站住问他怎么了。然后那个孩子就对他妈妈说,你看那些鸟,好可爱。他妈妈就站着和他一块看。这就是爱。为什么呢?你想想看,那个小孩看到那些鸟,他觉得很值得看。他为什么要叫他妈妈看呢?他妈妈过来和他一起看,鸟的数量会增加吗?不会。那鸟会变得更漂亮吗?也不会。那他为什么想叫他妈妈看?因为他想分享,因为他觉得那是一种非常好玩的东西。」

「人活在世界上很孤独,我们常常怀疑自己的感觉别人知不知道,我们受到的某种伤害别人不能理解,我的某种对事情的看法别人不能领会,这是很孤独的。我们需要透过分享去证明,我不是一个人,这种感觉不是我一个人拥有,这种认识不是我个人的妄想。我就是很想让别人也看到这只鸟,那种冲动,让我知道,或至少感觉到,人活着并不是那么孤独。」他说。

文:刘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