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爱国与叛国

说起公共知识分子,很难不想到法国那一连串闪耀的明星:因为〈我控诉〉而流亡的佐拉,站在工厂汽油桶上演说的沙特,被警棍狠狠击中的光头傅柯,以及透过电视节目去批判电视工业的布迪尔。彷佛公共份子就该天然地站在一切体制与权力的对立面,他们批判、抵抗甚至反叛;这才叫做良心与勇敢。可是我常常会反过来思虑,假如一个知识分子爱国,而且爱到为之而死的地步,他还算不算是公共知识分子呢?他还符不符合我们对公共知识分子的俗常印象呢?有一回我调戏一个「公共知识分子」,说「颓废」作家郁达夫「其实是个了不起的公共知识分子,因为他不仅以笔为剑,在《星洲日报》发表过四百多篇抗日社论,最后还被捕遇害,壮烈殉国」。果然,这个朋友如我所料地呆了几秒。一来,郁达夫的沉沦形象太过鲜明,大家几乎忘了他也是评论家。二来,「爱国知识分子」好像实在不大容易和公共知识分子联想起来;因为前者的勇气是用来对付外敌的,而后者却专搞窝里反。

再看看法国的例子吧。随着五卷《私人生活史》中译面世,「年鉴学派」已经成了中国读书界家喻户晓的名字了,那么大家一定也知道马克.布洛克(Marc Bloch)的故事吧。他不只是「年鉴学派」的创始人,改变了现代史学的轨迹,而且还是个军人。28岁那年,他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从班长干到上尉,得过四枚勋章。到了54岁那一年,正当学者生命的黄金时期,他却放下未完成的方法自述《史家的技艺》,再次应召参战。只不过没想到这一回法国竟然用了一个月就把自己的士兵几乎全部打光。然而,爱国心切的布洛克放弃了流亡美国的机会,与许多文人学者一起转入地下,继续抵抗纳粹德国。

平常大家总是很好奇法国知识分子在68年5月事件的表现,但往往忽略了这个群体在维希政权下的表现是多么地可歌可泣。比如布洛克,当时他在里昂发行刊物号召抵抗,活跃于各个游击小组之间,早就成了德军的眼中钉。果然,1944年3月8日上午,盖世太保把他带走了。审讯期间,布洛克被鞭子打过,被火夹烫过,也曾给人脱光衣服丢到冰桶里去,最后连拔指甲这招都出来了;但他还是一身硬气,闲时教导狱友史学的妙趣。6月16日晚,他被押送刑场,四人一小组地等待枪决。旁边一个才十来岁的小伙子开始吓得发抖,低声问他:「会疼吗」?已经56岁,满身伤疤的布洛克伸手揽住这位年轻人的肩膀说:「孩子,不痛,一点也不会痛」。这句话就是一代史学宗师的遗言了。

最近我读法国精神分析学家劳迪聂斯高(Elisabeth Roudinesco)的《骚动时期的哲学》(英译本书名是《Philosophy in Turbulent Times》),才知道傅柯的老师,著名的医学史家冈居罕(George Canguilhem)也是抵抗运动的健将。他是个完整的和平主义者,不愿拿刀拿枪,于是就以半吊子的医学知识充任救护。据他说,这段经历丰富了他对伤病的认识,后来才写得出那些了不起的巨着。他又说,当时他们这批知识分子的英勇不是来自任何心理的情感的主体(包括「国民」这种身份),而是回应最理性的普世范畴。

因此,我们就能理解战后不久的怪现象了:曾经勇敢对抗纳粹的一大帮人突然被不少舆论攻击为「叛徒」,因为他们支持阿尔及利亚摆脱法国殖民的独立行动。即使是到了开战的时刻,自己国家的军队正在北非打击「叛军」,他们仍然毫不犹豫地猛烈抨击自己的政府与支持政府的国民。为甚么一批曾经投笔从戎不惜捐躯的「爱国知识分子」会变成了声援「境外敌对势力」的最极端的「公共知识分子」呢?

劳迪聂斯高引述了古典学大家维尔南(Jean-Pierre Vernant)的回忆:「1940年,就在战败的那一刻,我从根处深深感到自己在对自己说:要活在德国和纳粹的占领之下是绝无可能的事。然而,当阿尔及利亚战事爆发,这同一群伙伴,同样的法国人,对自己的身份有相同的忠诚,却认为阿尔及利亚有独立的权利……我不能否定其他人也有我在祖国土地上抵抗德国的那同一种权利」。换句话说,他们反抗德军和他们批判祖国的理由是一样的。劳迪聂斯高以略带精神分析味的语言总结道:「这些行动出自普世的名义;或者更准确地说,它出自『自我』(ego)的脱落,对『自己』(Self)之真理的进入;它远远超出了狭隘的局部认同」。

【来源:苹果日报-牛棚读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