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二十世纪的口述文明

一般流行这个讲法,说现代知识界是现代传播方式的产物。你在报纸杂志上写文章,也不知写给谁看。但不知怎的,有人响应了,指出你的毛病缺漏。然后又出一人,替你说话,把指责逐条批驳回去。事情渐渐热闹起来,说话的人多,看的人更多。那批说话的加上那批听话的,就叫做知识界了。在这个界里,大家可以互不相识,但大家关心过同一件事,或者一系列的事与话题,而且全都觉得自己是关事的,有想法,也有立场。要是没有杂志,没有书报,没有电台电视互联网,这些人如何晓得谁写过甚么?谁画了甚么?谁的新书怎么样?谁的思想精深广阔呢?不知道别人干过甚么干得怎么样,你就只剩下了自己,不可能产生「界」的意识。

所以我一直很好奇前现代的文人知识分子的联系方式。比方说鹅湖之会,朱熹与陆九渊是怎么知道对方的呢?这场辩论的内容如何传播出去,又传了多久?又比如一个诗人大家公认是好,那个「公认」指的是甚么意思?口耳相传吗?

北岛和李陀编《七十年代》,请来三十人一起回忆自己的七十年代怎么过。为甚么是七十年代,那个夹在六十与八十之间特别模糊的夹缝般的十年?李陀说,那是因为「七十年代和一个特殊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有特别的关系……这一代人在青少年时期所遇到的成长环境实在太特殊了,他们的成长经验也实在太特殊了」。我想其他读者一定能比我看出更多更有意义的「特殊」,反正我最关心的,就只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那就是这代人联系结友的方式。而在这一点上,这代人确实是很特殊的。

北岛在一九七○年春天和几个「老泡」(藉病泡在北京的知青)游船颐和园,其中一人挺立船首诵诗,是首现代诗:「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后来的大诗人感到某根神经触动了,立刻问作者是谁。原来,是郭路生。没有诗刊的年代,原来是这样的。

出版物不多,看得见的更少,所以当年流行黑市换书。韩少功说:「比如一套《水浒传》可以换十个像章或者一条军皮带。俄国油画精品集或舒伯特小提琴练习曲的价位更高,手里只捏着子弹壳或像章的人根本不敢问津」。没想到那竟然还是以物易物的年代。尽管如此,价值判断也还是很准确,子弹壳的确没法和舒伯特练习曲相比。

我还注意到闲聊的重要。这代人都爱聊,那不是无谓的idle talk,而是真能长见识的机会。正如韩少功所言:「这些闲聊类似于说书,其实是中国老百姓几千年来重要的文明传播方式。在无书可读的时候(如文革),有书难读的时候(如文盲太多),口口相传庶几乎是一种民间化弥补,一种上学读书的替代。以至很多乡下农民只要稍稍用心,东听一点西听一点,都不难粗通汉史、唐史以及明史,对各种圣道或谋略也毫不陌生。」

这是人类史上罕有的现象。明明已经进入了电子化的大众传媒时期,可有一个国家的一大批人集体回到口述文明的状态。这个时期不像宋朝那么久远,很能为我们提供材料与活生生的见证,了解口耳相传的网络怎样建构出一种知识界的刍型。

我想起甘阳在《八十年代访谈录》里对查建英说的话:「……知青的交往是非常摆谱的,很挑人的,就是知青之间,一开始就想:我看不看得上你啊?你到底行不行啊?」初见面,如何得知对方的份量呢?原来「……有一个口耳相传的圈子的,会越传越多的,你在这里,别处人家会知道你,很微妙。流传实际上是很广的,可以传得很远的」。所以人物还真的都是传说中的人物。不一定是写了甚么很厉害的文章,而是说过令人叫绝的话,人家记住了,一传十,十传百,有时还会变成全国知青皆曾听闻的角色。

然而,我始终不懂,那些闲聊的局是怎么开的呢?地下沙龙又要如何组织?当年住在北京的李零也是搔破了头也想不通这个谜:「我们分住各处,怎么约好了往一起凑」。没有电话,「这可比没电视、没冰箱、没洗衣机那阵儿我们都是怎么过的,更让我觉得不可思议」。前阵子和陈丹青夫妇吃饭,我也提起了这个问题,陈夫人说他们用走路骑车的办法亲自挨户约局。李零则对此半信半疑:「总之,大家都相信,所有聚会,都是就近串联,不管是腿儿着走,还是骑车溜,一传十十传百,能把消息传到……是这样吗?我怎么记不起来?想不到,这等小事,已如『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完全属于史前时代」。

【来源:苹果日报-牛棚读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