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在剧场里遭遇文字

高行健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刘健威兄在他的专栏里有点意见。他认为再好的一个作家,只有两部小说(也就是《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就拿下这个文坛桂冠,是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的。可刘兄或许一时疏忽了,高行健的小说当然不只这两部长篇,他还有许多短篇呢,虽然大家总觉得似乎只有长篇小说才是「坚料」。更重要的是,高行健向来是当代第一流的剧作家,而且作品不少。他得奖的消息传出,许多文学界的人表示对他很陌生, 所以记者都拥到戏剧界的人那里去了。这种情况反映了什么问题呢?

莎士比亚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文学天才,他的名声几乎全是建立在他的剧本之上。曹禺,新文学一代大将,名作《雷雨》是如今中学中国文学科课本里的材料。戏剧、小说、散文和诗虽然被列为西方文学传统的四大文类,但若从历史角度看,在戏剧做老大的时代,小说都不知还被端在那个贵妇的怀里被当成鄙俗的读物呢?那么,戏剧是怎样愈行愈远变成今天这副模样,和文学几乎搭不上边的呢。

今天我们读剧本,多会把它们分成「可演的」与「可读的」。通常的认识是,现在的戏剧已经经历过了一场典范转移,从「话剧」(drama)到「剧场」 (theatre)再到「表演」(performance),作为一剧之本的文字剧本变得愈来愈不重要。而以往话剧里的剧本也纷纷变成时兴的「文本」,编 剧一职现在常常叫做「文本创作」。在这过程里,剧本也逐渐丧失可读性,剩下指示演出状态与记录台词的功能,此之谓可演性。

不过事实上,可演性与可读性不必然对立,多了这样就少了那样。有些本地优秀的剧作家,像潘惠森,他们的作品实在可演可读。另一个近期成功的例子是何冀平的《天下第一楼》,上台则每个演员都有戏可演,导演有显工夫的余地;下场则文字机智清脆,叙事紧凑引人追读,确是成功的剧本。

我最喜欢的当代剧作家,却还是讨厌成功喜欢效果。死了好几年的海勒.穆勒(Heiner Muller)他认为剧本的成功要以和谐及满足为目标,有效果的剧本却是不断的干扰与突兀的断裂。这位前卫剧作家与罗伯.威尔逊(Robert Wilson)合作,语言在剧场上片断递出,灵光暴现,是当代「可演性」文本的典范。但是捧起来读一样好看,那些舞台指示性的话句一样有魅力,能在人心里 造景。

读穆勒给我的最大启示(或者联想),是反省到现代文学与阅读这种行为的关系被锁得太紧。从前人们与诗的关系不单是阅读,还是朗诵吟 唱与聆听。同样地,我们在剧场里看演出也是一种遭遇文字的方法。你听台词一句句地响起沉落,看演员举手投足,一样是遭遇文学。以为文学就只得是「可读的」,其实是限制了文学。出以文字,未必就只得受之以视读。剧本之可演与可读,反映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限制。

【来源:信报-书海迷航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