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民国、台湾与我自己

梁文道曾开玩笑地自称是山寨版的陈丹青,他也确实与陈丹青有诸多相似之处:相似的发型,都戴眼镜,声音温厚暖人,面对记者的提问绝对不会打太极。而且,他们都习惯说无忌的童言。

“三个女人一台戏”,三个男人其实也可以唱一出好戏。比如梁文道与窦文涛、许子东组成的“聊天铁三角”。在凤凰卫视的王牌聊天节目《锵锵三人行》中,窦文涛装浅薄,许子东装刻薄,而梁文道则装渊博。事实上,梁文道却并没有“装”。正如窦文涛谈到对他的第一印象时所说:“怎么这个人能长得丑成这样?但文道一张嘴,我就知道这个人了不得——他读的书太多了。”

梁文道四个月大即被父母送至台湾的外婆家长大,他在台湾的十几年里,却并不怎么爱读书,上街打架倒是常有的事。初三毕业的时候,竹联帮的一个小喽罗曾跑到他的学校去找他,对着他喊:“梁文道啊!我跟你讲啊!你要出来混啊!太容易了啦!”当时他的同学还曾用麻袋套住自己最看不顺眼的老师的头,然后把老师揍一顿。“我当时也想干这种事,但是找不到机会下手,于是就拿学校的建筑物泄愤。”梁文道笑着说,“把游泳池上方的窗玻璃打碎,然后玻璃渣都掉到水池里,学校就必须放水冲洗;我又到语音教室把所有的电话线都给剪断;再把一包洗衣粉倒进学校的锅炉里,然后每个人接的开水都是带泡泡的——最后学校就报警了。最后父母看着不大妙,混不下去了,就把我带回香港‘着草’,然后就假装是个乖学生,从头再来。”

时间流转,曾经年少顽劣的梁文道今时以一支香江健笔每日纵论天下大势,更因其对公共知识分子身份的常年坚守而引人称道。他所论所说,自称都是“常识”——这也正是他在大陆出版的第一本评论集的名字。但梁文道坦言,自己能够有这么多评论问世,实在是占了香港拥有“相对优渥的空间”的便宜,“比起许多同行同道,我的环境比较宽松,我的信息来源比较多元,我冒的险比较小,我怕的事也比较少。”

梁文道的粉丝不顾他修佛,亲切地称他为“道长”。3月1日,应“海都大讲坛”的邀请,“道长”来到福州凤凰剧院,做了一场《台湾的本土意识与民国遗风》的演讲,并签售新作《常识》。容纳近八百人的凤凰剧院座无虚席,民国热、媒体经验、大陆印象、台湾的悲情意识……梁文道所阐发的诸多论题都引起读者强烈共鸣。

他的魅力甚至让一位女粉丝在得到签名之后得寸进尺地问:“你能不能再看我一眼?”

为什么会产生“民国想像”?

自1949年国民党当局撤台之后,两岸分隔已有六十年。大陆民众对台湾有很多的想像和投射。但这些想像和投射是不是一个真实的台湾?梁文道认为,“这真的很难讲清楚。”

近年来,大陆知识界对民国史和民国知识分子的研究关注一直高烧不退,最为明显则体现在书市上:有许多关于民国史、民国文人、民国生活的书籍出版。梁文道将这种现象称之为“民国想像”。为什么人们会突然关注民国?梁文道认为,这是中国人在进行身份的确认——“任何一种怀旧的热潮,都是对现实的某种判断跟看法——上海10年前就开始怀20世纪30年代的旧,不少地方开始出现老式的咖啡店,上海人想记住的是民国时的上海,其他的都想先挪到一边,至少暂时不要提了”。

为什么大陆又开始怀旧民国?

在人们的想像中,民国的时代生活氛围挺宽松。虽然政治上乱七八糟,但这种乱七八糟也造就出不少音律。比如,民国时代的知识分子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常常流动。“在北京说话得罪了哪个军阀,不怕,跑到上海就行了,不会有‘无所逃于天地间’的感觉。鲁迅就这样。”梁文道说。

从民国老照片上看,当时的知识分子都穿长衫,但作风又西化、很洋派,写信来往时有旧中国文人的味道。梁文道认为,这种对民国的痴迷也跟这几年大陆一直在寻找中国文化的精髓有关。民国是一场革命的产物,但这个产物“又没有与五千年的文化传统完全割裂,民国就是传统的帝制中国向现代转型的一种过渡”,因而能够得到时下正寻求身份确认的中国人的共鸣。“这些在准官方的层面上都有表达,最鲜明的地方就是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梁文道说,“一个小时内,我们有机会对全世界说明,中国是什么样一个国家,中国人是什么样的人,中国的文化是什么样的文化。”

在这一个小时里面,地位最崇高的人是谁?一个曾经被中国激烈否定的人——孔子。但是有趣的是,我们在奥运上的历史传达到明朝就结束了,“清朝、民国和新中国的历史都不见了。”

台湾是否是民国的化石?

民国与台湾又有什么关系呢?梁文道的不少好朋友(比如陈丹青)到过台湾之后,在所写的文章里都有相当感慨。他们笔下对台湾文人的现时印象就是四个字:温文尔雅——说话不会很大声,不会很激烈,在争辩的时候也是客客气气。怎么会跟电视上看过的台湾那么不一样?

梁文道认为,不管在大陆还是台湾的电视上,所呈现的台湾都是乱成一锅粥,“我是做电视的,我太清楚电视与现实之间的差别有多大。”梁文道说,“全世界最乱的地方,也只是在镜头上看起来很乱而已。比如美军攻入巴格达的当天,镜头上人们到处奔跑、叫喊,这是因为他们看见了摄像机!人的表演本能被激发出来,其实就二三十个人——同时,几十米外的街头店里,照样有人安静地做买卖、散步、坐着喝咖啡。”

十几年前,台湾的“立法院”刚刚开始出现武斗场面的时候,梁文道还曾专门到现场去看。他曾亲眼目睹过,有两个“立委”在镜头前互殴,镜头刚移开,两个人就开始勾肩搭背,“怎么样啊?没事哦?走走走,去喝杯酒啦!”——台湾政客的表演,就是这样。

当大陆的人们从台湾回来之后,不少人会觉得,台湾的人情好像和书上读到的民国有点接近。“台湾不是自称‘中华民国’吗?”,接下来一个看似很合理的推论也就出来:台湾继承了一个消逝掉的年代,成为一个民国的化石版。关于台湾的“民国想像”,也因此在文化界、媒体上流传开来。

梁文道从四个月大就从香港到台湾成长,,他认为“民国想像”真的只是一个想像而已,并不是事实。他幼年时对台湾最深刻的印象是:高度军事化的管理。梁文道在台湾念中学的时候,蒋介石规定全台湾每个中学都可以有自己的校训,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共同校训:礼义廉耻。在台湾当时的中学里,每个学校都有由“国防部”派下来的教官。他们就住在学校里,除了带学生做军事训练,还有监视老师和学生思想的任务,看看“有没有不符合党国教育方针的东西”。梁文道中学的时候是要读《论语》的,这在当时叫做“弘扬国粹”。当年的梁文道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好处,他觉得这是军事化管理的一部分,因而心生厌恶。

“把台湾看作民国的遗存,更多是大陆人心理的需要,而不是真实台湾的写照。”梁文道说。

到北京喝不到豆汁儿

梁文道生命的最初十几年都在台湾度过。在其成长过程中,他与国民党当年撤台的人以及一些眷村子弟都有不少记忆的交集。当时所有的撤台老兵一聊天就聊“北平”——他们还管北京叫北平,“听说了吗?孔子像都砸了!不讲礼义廉耻了!京剧不让唱了,改唱样板戏了!”

梁文道从小看书,接触到的都是梁实秋、林语堂等作家,他们书中所描写的老北京留给他太深刻的印象。在没有来过大陆以前,梁文道所有的对大陆的文化、地理方面的印象都来自于聊天和书本。这一切也让他对大陆和北京充满了期盼与想像。

上世纪80年代,梁文道回到香港后,便迫不及待地想去看望“北平”。坐火车三十个小时之后,在20年前一个凌晨的四五点钟,梁文道生平第一次走出了北京火车站。“一出站就看到一个角楼。我当时的第一感觉就是——‘啊,我回来了’。我从未来过北京,但不知为何我却会说‘我回来了’。”梁文道出了北京站,想吃早点,就到处去问:“什么地方有豆汁儿啊?”他在书里看过,北京人吃早点,理所当然要吃“豆汁儿”。

问了一个早上,每个人都不知道什么叫“豆汁儿”。一个北京人甚至回答他说:“豆汁儿?——酸奶吧?”

随后,梁文道在北京住了一个礼拜。老北京城的城墙全都拆了,上街买早点不再是随便找个小摊,而是要和“群众”一起排队拿粮票换……在北京所看到的一切都让他无限感慨。他终于发现,自己在书本上所知道的、台湾老兵们口口声声的“北平”,已然都不复存在,北京再也不是原来的北平。后来,梁文道看到一个台湾作家看过大陆后写的文字。这位作家曾写过一些大陆的见闻文章在台湾发表,台湾的林海音等作家看到“北京城城墙都没了”的时候,全部抱头痛哭。

他们的失落感更强烈,因为他们的故乡,再也找不到了。

来源:《台海杂志》2009年3月刊

作者:商华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