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瓶中信

大陆三不五时就会有禁书的消息,今年夏天我就听过一则传闻,关于一部很受欢迎的史学著作(不是余英时先生的书,请勿误会),他们说那部书快下架了,要买得赶快买。起因是一封告状信,大意是控诉这部书扭曲国史,诋毁光辉悠久的五千年华夏文明。根据传闻,这封信写得很「左」,看得出是外行人手笔,许多内容都和当今史学界的认知相去甚远。例如中国信史的开端,那部书说夏朝的存在与否,仍有争议;这封信的作者就很不高兴了,觉得这些话非常恶毒,用心叵测。

有意思的是一封寻常告状信又怎能有那么大的威力呢,居然可以惹出这番小小风波?原来作者的身份不寻常,他是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老科学家。朋友们说到这里,也就明白了,「就是老头嘛,头脑顽固」。但我却一直放不下这则消息,回头反复地想,一个有名望的长辈学者又怎么会写这样的信呢?这再也不是一个需要用告状来自保的年代了,所以揭发他人论著的「问题」并不会为自己带来任何好处。可见他是真的很生气,真的很看不惯那部史着,真的感到自己必需做点什么。在他而言,那或许还是义愤吧。

然而,看完一本书之后,你发现自己完全不能同意作者的见解,跟着写一封信给政府部门,要求他们禁止这本书的出版,这难道是正常的吗?一直以来,我都以为正常的情况是写一篇书评,想办法找个地方发表(就算自己贴到网上也好),好把你的看法公诸于世,让读者自己评理,不是吗?你不赞同一种意见,究竟是该反驳它,还是干脆委托权力去彻底消除它的存在呢(即便你认为那种意见是政治的,是『大是大非』的决断问题)?

这则朋友们拿来在饭桌上当笑话的消息,让我难过良久。因为那位老人相信告状信是对付异见的方法,就算不是唯一,至少也是有效的方法。是什么样的环境和气氛使他觉得这是个好方法?身在香港,我们或许很难想象,会有一个能接这种信的政府部门,它不只能接到这类告状信,而且还有资格据此评断一本书的价值,更可以决定它还能不能继续在市面上流通。也就是说,因为先有这么一个部门,并且真有这样的渠道,所以那位老先生才能肯定那封信可以起到消除「邪说」的作用,于是他就不用写书评了。他放弃了对公众说话,也放弃了向那些已经看过这本书的读者们讲理的机会;他的选择是对少数人说话,然后防止更多人成为该书的读者。末了,他还要觉得自己站在了正义那一边。

设法封堵自己不同意的异见,当然要比辩论有效,因为辩论和对话总是预设了自己会输,而对手不被说服的可能。所以我们才会老是形容一个不容异见的政府「不自信」,因为他们不愿把自己拖进一个交谈的情境,不愿接受自己可能会在道理上说不过人家的结局。但是对于这位非常愤怒又非常有正义感的老学者而言,他就恐怕不是在害怕自己无理了;恰恰相反,他是极有自信,认为自己知道了真理,并且认为告状和禁书也是真理运作的正常方式。他是对的,他讨厌的那本书是邪说;而真理压倒邪说,自然也是对的,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来压倒邪说。

前一阵子,禁书的传闻终于也传到我头上来了,于是有记者采访我的感受。但说实在的,我又能有什么感受呢?除了和余英时先生并列一张名单,是我这辈子都没想过的事之外。最大的问题在于假如这是真事的话,我也不会知道拙作在大陆被禁的确切理由;就像许多被「敏感」的人似的,你永远无法得知自己为什么「敏感」了,是你说错了什么,做错了什么吗?你不知道,你只能自己领会,也让别人猜测其中的玄妙。既然不晓得自己写错了什么,感受也就无从说起了。

我真正在意的,却是好些欢欣鼓舞的网民,他们看到了传说中的禁书名单之后,很是畅快。有的说:「这堆垃圾早就该拿去烧了」,有的认为「那些废物留在这里一点用都没有,禁得好」。看来他们也和那位老科学家一样,十分自信,十分同意禁书是证明真理的途径。但为什么他们会这么肯定自己,又如此肯定禁书是个比交谈更有利于通向真理的道路呢?我难以理解,因为我几乎从未拥有过这份信心。每次写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我总会后悔,生怕自己见识不够,思虑不周,言不尽意。我想,我和他们的最大分别,就是我时常暗自怀疑自己其实错了。

故此,我爱看批评我的文字,近乎自虐般地爱。就算发现它们并不总能叫我心服,但也一定能启发我想得更多。例如一位常常斥责我「卖港求荣」的博客,我就跟随了他好一段日子,甚至想过好好响应。只是这位博客也是个有自信的人,他的首页铭言是要叫「君子笑,小人哭」,可见他不只正确,而且还是道德上的正确;笑着赞同他的人都是君子,哭着臭骂他的人则都是小人。你该如何与一个这么正确、永远正确的人对话呢?或者是有办法的,起码他不会赞成禁书;只不过我累。看见那些欢迎禁书的网民,想起那位写信向政府告状的学者,我的感受就是疲惫。

文革结束之后,中国上演的第一出外国话剧是布莱希特的《伽利略传》。根据导演黄佐临的回忆,曾经在学术界「又红又专」的气氛底下备受折磨的大数学家华罗庚,当时正好就坐在他身边,在看到最后一场戏时,华先生终于忍不住哭了。为什么以「疏离效果」著称,反对引动观众情绪的布莱希特竟能令华先生哭了起来呢?那是因为这次演出的改动相当大,把原著里比较复杂的伽利略变回一个大家熟悉的科学英雄。他被人告上宗教法庭,迫着为自己的「邪说」认错屈服,埋没良心,原来就是想要换回一点时间,好完成自己的论著,留诸后人评判。那最后一场戏是他的忏悔,虽然一时忍辱是为了更远大的目标,但他究竟出卖过自己的信念,想来还是难过。华先生就是看到这里,感同身受。当年,看过这戏的知识分子又有多少人能不联想到自己的遭遇?他们大概都会悲哀过去几十年的遭遇,同时又不免长叹,那段靠权力来判定学术真理的日子终于完了,以后大概不会再临。今天写下那封告状信的老科学家,当时是否也曾如此想过?

后来有人辟谣,说包括余英时先生在内的那张禁书名单不实,便有朋友替我松了一口气,同时劝我这两年最好避避风头,少谈政治。但是一个做评论的人,活在当下,又该如何写一些可避风头的事呢?除非我能知道天体运行的原则,或者类似的真理;可我不能,我只有一点极可能是错的观察和意见,说给同代人听。

加拿大作家艾特伍德(Margaret Atwood)最近写成一部小说,要直到一百年后才能公开。那是个苏格兰艺术家的主意,叫做「未来图书馆」,设在挪威首都奥斯陆近郊一块种了一千棵树的小林里,就像个书的时间锦囊,此后每年邀请一位作家提供一部新著封存,直至2114。2114,那时候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挪威仍然存在?这个计划还在执行?还有书吗?还有一种叫做读者的人吗?这真是作者与读者之关系的终极挑战,名副其实的「让时间来证明一本书的价值」。忘了在哪儿读到这句十九世纪某位法国作家的话:「凭什么相信时间能够淬炼出经典?凭什么相信后人的眼光?我们怎么晓得以后的人不会像我们一样愚蠢」?再说,你又怎样去为一些百年后的读者写作呢?你知道他们是谁吗?

艾特伍德阔达,她不觉得这是个问题,反正一个作者「不会知道谁在读她的书,也不知道读者的性别、年龄、职业、种族、国籍和身份。写作,本来就像瓶中信。」如果不能说话给同代人听,那就把自己这番关于今日的造像留给后人罢。他们或许会笑话我错得离谱,发现我们这一代人并不比他们聪明,看见我愚蠢地生活在其中的这个昔日世界;又或许,有极大的可能,他们根本没有机会收到我的留言,因为大海表面早已被玻璃瓶子填满,浪潮碰撞出一片片碎裂残渣。

【来源:苹果日报-普通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