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两场战争与一种想象(比国籍还重二之一)

快要结束的2014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一百周年,凑热闹,我也趁机翻了一些这两三年出来的新书。回看大战点燃的那一刻,最荒谬也最可笑的,莫过于当时参战国各有不少重要人物正好身在敌方,必须设法兼程回家领战。例如丘吉尔,英国第一海军大臣,他当时人在德国基尔,参加英德海军的交流活动。又如俄罗斯名将勃鲁西洛夫(Alexei Brusilov),他也在德国,正和家人暑假旅行。还有塞尔维亚的民族英雄,参谋总长普特尼克(Radomir Putnik),费迪南大公在他老家遇刺,奥匈帝国已经宣战,他居然还在布达佩斯,好在皇帝大度得离奇,准他立即返国,否则后来双方的战事就不够精彩了。

率领军队,制定战略决策的领袖如此,其他人如企业家、艺术家,和学者就更不用说了。有太多人在战争已经回不了头的时候才赫然发现自己站错了边,要不就中断工作赶紧回国,要不就留在敌方继续旅程继续创作当个无可奈何的「德奸」、「法奸」、「英奸」、「俄奸」,以及各种你想象得到的叛徒称号。

那两个月的欧洲交通史,最大的启示自是一战的无厘头,莫名其妙地开打,几无心理准备,才有了这一大批站错边的游客。照道理讲,两个国家要是打仗,此前气氛必然紧张到极点,双方人民互相仇视,怎可能会发生军方最高将领还在对手那边游山玩水的怪事。但若把焦点集中在那个时代的气氛,同情地理解当年欧洲中上层社会的心态,这一切就又显得没那么奇怪了。毕竟那是一个全球化的年代,各国经济相互依存,国际贸易总额之高要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才被超过。那还是一个欧洲文化圈大一统的年代,我们今天旅游欧洲,或许会惊讶像里尔克、乔哀斯和毕加索这些人,怎么能那么轻易地就跑遍各地留下足迹,成就了今天的名胜景点。就算劳工阶层,也在第二国际的领导下变得很有全球意识,总在自己国家的罢工集会上欢迎他国工运领袖的打气演讲,真真正正地全世界无产阶级大团结。那个时代,一个俄国来的地主会在威尼斯沙滩上的酒吧遇到一个比利时医生,两人用法文交谈,笑说昨晚赌场上一个美国工业家的丑态,然后旁边一个德国作家默默听着,想把那段话写进自己的小说。

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只毁灭了古老的帝国,确立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地位;它同时还毁灭了一种民族主义大获全胜之前的想象:人类(至少是欧洲人)原来是可以无国界限制的,国籍原来是可以不重要的;艺术、科学、文化、阶级、某种专业,当然还有金钱,对它们的忠诚原来是可以胜过对民族的认同。而且你还可以大声地说出来,毫无愧色。法国听众并不会因为拉威尔是法国人,便把他捧成国宝或「民族的自豪」,说不定他们就是喜欢德国来的理查德.史特劳斯。也就是说,今天时时被人说成是自天地创始以来就存在的,身为人类就该拥有的民族感情与爱国心,曾经不是那么重要,也曾经不是那么绝对(有如一张王牌,逢出必胜,其他一切都必须让路)。

且先别说欧洲,就谈中国。今年又是甲午战争的一百二十周年,很多人都在纪念,要我们勿忘国耻。有意思的是,今年同时还是日俄战争的一百一十周年,但大多数人却没打算大张旗鼓地要我们千万别忘了这场国耻中的国耻。真的,若说国耻,日俄战争的羞辱程度绝对超逾甲午。因为甲午究竟是清日双方堂堂正正地来了一趟决战,只不过清朝不幸落败而已。可日俄战争就不同了,两个国家开仗,相约在东北一会,身为战场主人的清朝却举手宣布中立,你们来打你们的,我没意见。视百姓为草芥,看疆土如飞地,这不是国耻,甚么才算?

但为甚么这场战事却少被算进「百年国耻」的记忆列表之内,就连执政者也不愿多提呢?我怀疑那是因为打从一开始,中国人「至少是上层社会与舆论主流」就没把它看成耻辱,不只不以之为耻,甚至还要对日本的获胜感到与有荣焉。当时清廷内的立宪支持者很受鼓舞,觉得这是奉行君主宪政的现代国家打赢了落伍的专制帝国。已经出逃的立宪派如梁启超,则欢呼这是日本尊崇阳明学有功的结果。身在伦敦的孙中山,其反应更能代表亚洲许多反殖先锋的想法,他认为日本证明了亚洲的力量,黄种人绝对不会总是输给白人。这一战确实是全亚洲的盛事,从阿拉伯半岛到中南半岛,到处都有人高兴得睡不着。泰戈尔带着学生举行胜利游行,凯末尔的土耳其革命同志则干脆为新生的孩子取名「东乡」(东乡平八郎是日方海军指挥官)。

这就是当年大家感知日俄战争的框架。如果用今天连叮当也是文化入侵(上个月,成都官媒批判『多啦A梦』就是这么讲的),在人家砸日本车时跑去日本旅行就算汉奸的标准;那么梁启超和孙中山就更是头等的汉奸了,因为他们居然把对思想及体制的赞许,对亚洲和人种的认同,放在了国家尊严之上。清廷的「中立」,东北的劫难,在他们眼中竟然比不过一种主义,比不过一套主张。

然后我们就可以来说说吴清源了,这位愤青口中的「大汉奸」。

【来源:苹果日报-普通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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