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兽首是如何成「国宝」的

兽首事件主角蔡铭超3月16日接受杨澜采访时自称感觉像小偷,并表示想跟公众说:「这个事情到此为止吧!」而追讨兽首律师团律师刘洋则对媒体表示,将追索「兽首」进行到底。

事件发展至今,当事人希望「到此为止」,群众却乐此不疲了,追讨国宝的目的和意义也变得越来越模糊。我们不妨来一番假设,假如法国政府公开谴责藏独,假如巴黎市长宣布不再欢迎达赖喇嘛到访,假如圆明园兽首的持有者原来一直是某个反藏独组织的幕后资助人,那么,中国人还要不要抗议佳士得?还想不想取回大家口中的那两具「国宝」呢?

提出这个问题,不是为了挑衅,而是想要指出当前民间的民族主义情绪并不如很多人以为的那么情绪化;相反的,它很理智,而且很「顾全大局」。否则我们就很难理解为什么俄军击沉中国货船一事几乎在同时发生,但大家却把最大的矛头指向法国了。莫非那两具兽首竟比几条国民的性命更值得大家愤慨,更能激起大家的怒火?

如果国人真的觉得国宝重要,海外流失文物必须返乡,我们就该把它和一时的狂热分割开来,把它和短期的国际战略分割开来,把握任何时机任何场合提出自己的诉求,而且不管诉求的对象是谁,和中国又有什么关系,总之就是不厌其烦地年年讲月月讲。可惜的是,我从未见过追讨海外流失文物曾经成为重要的外交议题。

可是,「国宝」真的和民族主义没有一点关系吗?再想深一层,便知实情恰恰相反,「国宝」这个概念根本就是现代民族主义的产物。为什么我们能够把原属皇家私藏的珍宝「公有化」,上升到「国宝」的地位呢?那是因为现代民族国家构造出了一个跨越时空,把历代先人与无数大联结起来的群体。因此,世界各国方能在共和政体成立之后,纷纷充公昔日宫廷,将它们变成国家的博物馆,把里头的东西变成国家的珍藏。你必须预设一个理性上抽象感性上实在的民族集体,才能说那些东西是人民所造,本该属于人民。

国家博物馆几乎是所有现代民族国家的必备要素,它和其他一国宝既是国家的发明,也是打造国民身份认同的利器。我们在文物里头看见历史,在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的成品中归纳出一种连续的历史,一个延绵不断的民族。我们在珍宝里头发现骄傲,将不同背景不同地区的巧构视作先人的智慧,一种与今天的我不无关系的智慧。任何国家博物馆都是界定国民身份和尊严的空间。

发现敦煌莫高窟的王道士一直是个备受争议的人物。大部分人都觉得他以廉价交易古代经卷给斯坦因是财迷心窍,出卖国宝;也有人认为那是当时地方政府的责任,不理他多次提出调查的吁请,才逼得他走上这条迂回的存宝之路。其实无论是王道士,还是那时的地方政府,恐怕根本都还没有现代的「国宝」概念。因为民族国家是个新事物,意义与制度俱在构造之中,未及普及未及成形;你叫他们怎么去捍卫一个他们不知道的东西呢?

先有宝贝,才有国家,再有国宝。由于「国宝」总是被指认被发明和被构造出来的一种历史产物,所以它的内涵和外延也是不稳定的。民族国家的建立是个未完成的计划,所以它也跟着一起变。国家的政策与国民的意识有可能使得一件原来的朽木变成国宝,也有可能让一件原来的奇珍化为废料。在这个意义上讲,10年前我们连听都没听过的圆明园兽首竟然成了头号国宝,也就不是一件可怪的事了。毕竟,它的价值不在它自身,而在我们的需要。

(摘自《时代周报》2009年3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