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黎智英的另一个脑袋

黎智英是《壹周刊》和《苹果日报》的老板,这个大家都知道。可是大家也许不知道他是一个多么认真的读者,会把海耶克的所有著作从头到尾一页页啃完。黎智英没上过几天学,很多人都晓得。但是大家或者不晓得他那自修得来的英文其实可以好到扮演ABC,说一些「唔好意思,我中文唔系好好」之类的话;因为他常常要用英汉辞典翻查一个英文词汇到底该怎样译成中文。

虽然我和他在很多事情的看法上南辕北辙(不管是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还是读书的方法),但我还是很想请他教育一下我们的年轻人怎样学好英文。最后,我发现他的方法其实是很难学的。总是令人意外的黎智英;就像他的办公室,这么狭小,这么简单,完全不是一般人想象中的大亨气派。

 

梁:梁文道 黎:黎智英

梁:你甚么时候开始接触英文?

黎:我12岁在深水埗福荣街当童工,当时有一位负责看守仓库的老人家,他从前是做老师的,退休后便替工厂看守仓库,也会帮忙看一些英文信件及英文契约。那时我很想学英文,我发现但凡骂人的、「威水」的人都会说英文,他们见到鬼佬也会说hello。哗,我觉得不懂英文不行!

有一天,那位看守仓库的老人家跟我说:「喂,你买些书本回来,我有时间便教你英文。」于是我买书回去,「a pen、a man、a pen and a man」这样地开始读起来。他也教我查字典,教了几个月后,我便开始自己查字典学英文。其实他教我多少并非最重要,最重要是给了你信心,知道当你不懂的时候可以去问他,这样让你有心机去学习。如果那时我有不懂的地方而没有人可以问,那么学习的过程便会像个黑洞,你无法find out甚么是对的、甚么是不对的。后来有一个时期我想上夜校,便在长沙湾找了一间夜学,可是做工厂常常要开夜车,根本没时间上课,于是后来主要就得靠自学了。那时学英文关乎到自己将来「搵唔搵到食」,因此motivation很大。那时没甚么机会见到外国人,遇到懂英语的人便问一下,也不害羞。

梁:因为当时年轻?

黎:我本来就是一个不害羞的人。那时遇见懂英文的人,即使人家不理睬我,我也会跟他说英文。到了十来二十岁的时候,我到了美国纽约,那时我的英文得到了最大的进步。那个环境逼你讲英文,于是你会开始注意怎样说英文、用英文,每天读英文报纸,很容易便慢慢学懂了。但是到了今天,我还是会错读一些英文字的发音,毕竟我从来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教导,只有靠自己看字典,发现很多英文生字的拼音跟它真正的读法并不同。

梁:你当时的阅读范围主要是一般课本还是其它书籍?

黎:我会看书,例如A Tale of Two Cities、Pride & Prejudice。

梁:但你当时只有十多岁,又缺乏正式教育基础,一开始便看这些书,对你来说也挺艰深的。现在我看见很多学生读书,往往翻了几页便看不下去了。

黎:我21、22岁时身在纽约,寄住在一对犹太人夫妇的家里。有一晚,我跟他们到一个律师家中聚会,整晚我都在骂共产党,那时骂起来没甚么知识。骂完了,那个律师送了一本The Road to Serfdom给我,作者是Friedrich Hayek。我回家看了四、五天,只是看了几页。这本书很难明白,当中用到的字汇艰深,句子又长。

梁:最后你怎样看下去呢?

黎:我没想到那个送书给我的律师会在几天后来电话,约我周末到Central Park 骑单车。他问我书看得如何,我告诉他自那天离开后我只看了四页。他没有surprise,着我要用心读下去,且说若有甚么不懂的地方,可以每星期踏单车时问问他。我就是从那时开始看一些难懂的书;在那之前,我看书都是为了发达,例如怎样去make a million、怎样炒股票以及富豪的自传等等。但当我看完Hayek时,我知道自己改变了。情况就好像在下大雨的时候,你的脑袋处于车子之内,然后突然间有水拨拨清你的脑袋,所有事情都清楚了起来。从前我并无法将事物put together,但那刻开始却发现原来不同的事物是可以交织在一起的。

梁:所以它对你来说可算是一本启蒙书。

黎:对。它差不多kick off了我对intellectual的pursue。Hayek、Karl Popper的书这些年来我反复地看了三、四次,它们都是很难、很难看的书,但我就是会读很多次。The Road to Serfdom更被我翻到其中一些页数都甩了出来。

梁:年纪轻轻开始啃硬书,每页书可能有一半生字吧。

黎:哪怕只有三分之一的生字也够惨了。但我觉得这是个习惯的问题,我一开始便习惯了不认识书中的字。如果一本书我很容易便能看得明白,就没有甚么意思了。

梁:有人说一开始看英文书碰上了不懂的生字时别急着查字典,换了你会怎么做?

黎:我一定查,为甚么不?有好些生字我已查了几十次,但就是不记得它的意思。现在当我看书遇到不明白的地方,看到我本来应该懂但又不能准确掌握的东西,我也一定会去查字典。我不能忍受去lay down一些自己不认识的事情。因此,我看书的速度并不快。我会把一些经常查过了字典然后又忘记的生字抄下来。我不可以形容自己「好学」,但我是一个很自爱的人,我不会让自己做事做得不好。我很着紧自己做事有否竭尽全力。

我现在还随身带一具电子辞典,因为方便;虽然很多字它都查不到。而且我还使用手机写文章,当我想不起某些中文字时,便会用英文来翻出那个中文。

梁:你用手机来写文章?

黎:对呀,二千字的文章我也是这样写出来的,因此我永远会随身携带电子辞典。我实在没时间坐下来慢慢写,所以当我等人,或是在车上读完一些东西,就会利用空档拿手机去写。

梁:说回The Road to Serfdom,你最初读了几天也才看了四页,是甚么时候一下子都贯通的呢?

黎:第一次我看不懂,但还是由头读到尾。直至第二次,还是不太明白;到了第三次、第四次才终于了悟。我现在读书也常常这样读几次,因为很多书要读第二次才能完全明白。好像最近在看Michael Polanyi的Personal Knowledge,我足足读了三次,因为他的思想逻辑跟我完全不同。但我还是买了他所有的书来看。

很多人害怕反复读同一本书,他们要看得快,但我却没有这个心态,我是要明白那本书。我看书跟别人不同的是,很多人买书看就像买cut flowers一样,我不是这样的。我希望将那个作者的想法变成我backyard的garden,我想买个garden回来,而不是cut flowers。因此我会看同一作者的所有著作,还要读数次,期望将他所有的学问、知识、想法都接收了,become the garden in my backyard, instead of just cut flowers。我要吸收这个人的想法、逻辑和学问,让它成为我思想的一部分,这样才有用。横竖我看书又不是为了考试。

梁:有些人看不明白一本书,他们总会认为那是自己的责任,是自己不行、自己太差劲。可是,也有一些人会觉得那是作者的责任。

黎:我觉得双方都是有责任的。我也会怀疑有些作者写书的时候其实自己都还未想通,于是我会去看大师的著作。我习惯了只找大师的著作来看,往往一看便通,因为他是在想通了过后才写出来的。

梁:你怎么知道谁是大师?

黎:我很少看朋友没看过的书。我有一群朋友,他们都是饱学之士,我会请他们介绍某一个范畴的大师、他的哪本书最好。他们看了认为哪本书好,我才会看。只要你看大师著作的一个chapter,便会很快明白了当中的道理,连以前看不明白的同类书籍也会霍然贯通。好像Personal Knowledge那本书,便是一位很有名的美国神父给我的,他说我会喜欢这本书。哗!我看了第一次感到很muddle、看第二次还是很muddle,直到第三次我才慢慢明白过来。当你知道这个大师之后再没有大师,你便会慢慢捱下去。

梁:看了第一次、第二次后仍然觉得很muddle,这样子会快乐吗?

黎:不快乐,很frustrated。但我有一个瘾去overcome这本书。因为你知道那个作者是大师,你知道这本书里头是言之有物的。而且它有一些例子让你明白里头的道理,只是你还未弄得透彻,未能够将书中的东西抽取出来应用在另一个地方,那你便知道自己其实还不懂。

梁:所以你是凭着斗志读下去的?

黎:是要凭斗志。好像最近读John Rawls的A theory of justice,我看到一半便give up了,很不开心。因为他是「左仔」,我是「右仔」,我很难理解他的logic,虽然我知道他是大师。但他十分左倾,我跟他完全合不来,都已经看了大约三分之二了,还用铅笔在书中写了很多东西,可最后还是放弃了。

梁:其实是你太右了,John Rawls顶多也只是个左倾的自由主义者。不过话说回来,你好像只喜欢看学术书籍。

黎:我不看小说,也不看中文书。这是bias,说出来一定会被人骂─我觉得过去那二百年并没甚么突出的中文thinkers能够像西方的Hayek、Karl Popper、Huntington一样。即使出现了一些中文的thinkers,他们的thinking也都是西方的思想,只是换了中文来写,很难令人看得明白。此外,我不怎么看闲书。有时贪过瘾,晚上睡前不想脑袋太「实」,便看一下人物传记,看那些神神怪怪的东西。好像张大春常常送书给我,甚么《棋王》的,他跟我说好正、一定要看,我不好意思跟他说我没看过。因为我看书的schedule太赶,我那群海外朋友想我读完他们介绍的书之后尽快给feedback。我也不会浪费自己的emotion在文学和电影里头;例如《大红灯笼高高挂》,戏中有女人说没月事来,我立即跟妻子说在lobby等。一旦有恐怖的事情出现,我便看不下去。

梁:这样你也害怕?

黎:对呀,每次看电影看到悲剧快要发生,我便跟妻子说要走了。我不喜欢悲剧,不喜欢小说里的悲剧,看到一个男人跟女人讲分手的情节,我会立即合上那本书。我不可以面对这些事,不可以。因此我这一生从来没跟女人说过分手,我不敢。

梁:你十分感情用事?

黎:其实是很怕感情,所以我不看感情用事的书,很怕。

梁:那么历史呢?

黎:我很少看。因为我是一个不尊重历史的人,我不觉得历史会repeat itself,我不觉得会在其中学到些甚么。有些人可以在历史里学到很多东西,但我是一个永远向前望、向前走的人。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很natural的事,小时候在街边生活,很多事情你不想回头望。你这样卑微的开始,经历了被人「遭质」、被日子蹂躏,你是不会想回头的。所以我习惯了,I never look back。

梁:所以那些大陆禁书你也不看了?像谈及中国现代史、大跃进等等。

黎:我家中有一迭别人送给我的书,好像《墓碑》。哗!惨到那个样子,你叫我看?不是开玩笑吧?这样的书我翻看几页也吓到脚软了。

梁:那么你也不会看喜剧吧?

黎:不。我看喜剧,我喜欢笑。虽然廿年来看过的电影不超过两三套,但我会看电视剧,例如Cheers、Seinfeld等等,都是「笑到痴线」的东西。我不喜欢看很heavy的东西,我情愿heavy in the way of understanding, not in the way of sentiment or emotion。但是我会读许多艺术方面的书籍。过去到博物馆欣赏画作的感觉明显会较现在逊色,现在当我站在画作前,会发现整个人都被吸引住了,这是过往无法感受的。

梁:你刚才提及Michael Polanyi时说想看他所有的作品,这就好像做功课一样?

黎:对啊。但对我来说这很interesting。好像Polanyi,他的思想跟我们这些conservatives、自由派人士所想的是一样的;但at the same time他思考的方式跟我们完全不同,这件事情很interesting。

梁:你会否有一个每天阅读的计划?

黎:从前是有的,但现在我的看书时间已大为减少。从前我会清晨三点起床,第一件事是做运动,五点左右起看两、三小时的书,然后再看报纸。其实现在也会看书,不看会有guilty feeling。只是现在有太多事情要做,有时要看看别的东西,不像以前般有一个consistent的时间去看书。但加起来我每天阅读的时间还是不少于四小时。

梁:你这样忙,怎样抽时间看书?

黎:我就是在忙这些事情。

梁:那公司的事呢?

黎:基本上我不是很忙。但也有忙的时候,例如要看《壹周刊》的八至十篇稿子。一忙起来就要整个人走进去;但把问题解决了,便得立刻抽身出来。

梁:你会监察自己报章杂志的内容,把它们尽量看一遍吗?

黎:不会,我通常只把自己当读者。例如《忽然1周》,我会翻翻看,若对某些访问感到兴趣便会读一下。要是某些文章过于沉闷,便会给一点意见。假如你常常都在谈环保,那便太沉闷了,我们不是搞social service的呀!

梁:你是办传媒的,因此拥有另一种读者的身分。这种读者跟学术书籍的读者很不一样吧?头脑可实时转过去吗?

黎:不用转的,naturally我就是这样。可能是工作的关系,我就是有这种兴趣。好像你在《饮食男女》所写的专栏,还有叶一南的文章,我都觉得很好看。我是一个「市场的人」,如果我自己都不去看,便会没有了触觉。

梁:经常听你说到「你的朋友」,那似乎是一个读书的圈子,这个圈子是怎样形成的?

黎:第一个圈子是之前跟你提及的那位律师,他的朋友和一些Jewish的intellectuals,他们常常介绍书给我看。回港后,我慢慢有了另一个圈子的朋友,主要是作家。例如一个在英国长大的Australian作家George Hicks,他写过一本书名叫The comfort women;此外还有Perry Link,慢慢地开始了一个network。朋友们会推介一些书给我,我看完了再写一点东西介绍给其他人。

梁:这就像一个读书会。是网上的吗?

黎:对,这个读书会已办了很多年,朋友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大多教书。最近有人送了本近日很流行的The Black Swan给我看。我立即send email问朋友是否值得看,朋友说不值得:「don’t even look at it」,那我就不花时间了。

梁:你认为读书的人是否需要一群这样的朋友?

黎:我认为是需要的。不是说这群人一定要有学识;老实说,长期看书的人怎样也会变得有学识吧。最重要是有个shared value,这群人都share一个比较conservative的value。如果圈子内有些人比较liberal、有些人比较conservative、有一些人左倾、另一些人右倾,那对你看书的冲击会很大。我看书不像其他人要看两边的arguments,我只看一方。我觉得这个世界只有true或者not true。无论怎样我也不信「左仔」的argument。

梁:「学而无友,孤陋寡闻」,读书人要有一个圈子,但当中一定包括了跟自己想法不同的人,所以应该自然去预备差异和辩论。但是,你却认为大家喜欢的东西最好是一样的。

黎:我肯定也看过那些我不喜欢的作者,只是觉得那些arguments进不到我的脑子。我很反对任何立场的书都看,然后好像甚么都懂。我觉得一个人不应该是这样的,一个人应该有一条line、有个argument与logic去follow。

梁:但你不能够排除有些人真是甚么都懂的,同时又能形成自己的一些想法。一个保守的右派多看左派的书,也许能够让自己的立场与论证更加精细。

黎:但那些argument恐怕不用看也会懂的。近来我在Wall Street Journal看过George Steiner的文章后,觉得很棒,便将其著作统统买下,他就好像甚么都懂得似的。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他谈经济,便知道他其实不懂经济,那就到此为止。我已买了他的十多本着作,可是现在我都不想要了,若你想要我可以全送给你。George Steiner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无疑是聪明绝顶,可是,我觉得他过于show-off。当他谈论不同的事情时,每每喜欢东拉西扯。Hey, you don’t need to do that. You don’t have to do that! 你用不着一下子将不同的事物全都堆到我面前去,使我原本能够清清楚楚的都变成不清不楚了。

梁:也许你该看看Wittgenstein,因为他不炫学,不喜欢引用别人的东西。

黎:如果他的名气这么大,但我却没有碰过他的作品,我相信他必定是有点左倾的。

梁:哈哈!你没有看过他的作品,但你怀疑他是左派!你不担心会错失了一些好书?你已选定了你所相信的事物,然后便一直坚持下去,同时也不会费神去读一些counter-arguments。

黎:知识的世界这么大,我们必定会有所错失的,那么何不令自己处于一些能够好好掌握的事物之中?如此,当别人向你发问时,你才能够有反应,至少你会在一个school of thought里,能够有一个solution。但若你甚么都懂,便不可能有反应了。

梁:谈了这么多关于读书的事,对你来说,究竟「读书」是甚么?

黎:是尊严。对一个未曾上过学的人来说,若然能够掌握得到一些学识与学问,这给予我一份很大程度的尊严。

梁:可是很多人并不知道你的这一面。

黎:我不需向别人说这些。不过,in a way,也许我也show-off了,因为当任何人坐下来跟我聊时,对方并不会觉得我「无料到」。当他谈到任何subject时,我都不会搭不上嘴。只是我并不觉得需要透过show-off来获得安全感。

梁:所以你从来没有想过回到正常的教育体系?

黎:没有。根本没时间让你想这个事情,因为要「搵食」,而且我很容易「搵到好多食」,于是便更加不需要了。我一向不太相信只有在学校才能学习,比起许多由学校里出来的人,我觉得自己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过,要是你问我有没有因为没上过学而自卑,那肯定是有的。In the back of my mind,当我有了这个自卑感,我便会努力一点,不看一些无谓的书,不浪费自己的时间。

梁:很多香港人认为读书对工作有帮助,你有这个想法吗?

黎:若是说与工作相关的,也许是我最初所读的那些吧,像How to Make a Million Dollars,不过很快你便会觉得它们很「戆居」,它们都是胡说八道。它们的唯一意义就是能够激励你的野心,让你心里有一份「cando-ism」;既然作者都能够赚到one million,那么我也同样可以。或许对年轻人来说这样很有用处吧。

【来源:读书好】